“长江学者”伦理学家江畅纵论“幸福哲学”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黄河晨报 发布者:运城新闻网
热度0票 浏览665次 时间:2016年12月07日 08:29

江畅教授在伦理学大会上回答青年学人的提问   记者 金玉敏 摄

      前一晚风尘抵运,早上主持会议,下午召集讨论,晚上又是两个多小时与青年学人高强度、深层次对话……出席2016中国伦理学大会的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江畅教授,依然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时间是12月3日夜10时许。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江畅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转折、学术脉络,以及治学路径、感悟体验等。记者从中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位“有温度”的专家学者,拥有着“接地气”的专业建树与理论硕果。
       江先生是湖北黄冈市浠水县人。浠水这个地方,对于北方读者,相对比较陌生,但将之放大到更大的人文背景或地理场景观照,相信读者定会生出一份神往来。浠水是闻一多先生故里,是镶嵌在大别山系与长江之间的丘陵县。论山水,浠水是“千湖之省”湖北的“千湖之县”;论人文,浠水输往全国的记者高达千余人,其中获得高级职称的也在百人以上,是久负盛名的“记者县”。也许正是山水田园赋予的韧性,以及闻一多先生理想与精神植入的风骨,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浠水学子负笈远行,追寻梦想。江畅当然也包含其中。没有读过高中的少年江畅,青工江畅,学子江畅,学者江畅,用了40多年的奋斗,以及数次大的人生抉择,在铸造车间翻砂工与国家长江学者两个反差强烈的社会角色间建立了勾连。
      无论是14岁进入工厂,还是20岁选择高考,抑或是分配时决定留任本校,乃至五年前辞去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党委书记行政职务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每一次的人生重大转折,都是非彼即此的两难抉择,都伴随着思考与疼痛,意味着舍弃与未知。因而,这个农家出身的学者比之其他人对于幸福感的领悟更为敏感,也更为深刻,使得他在伦理学领域,构建起自己的“幸福主义伦理学”大厦,并初步形成国内伦理学研究三大流派之一的“现代幸福主义伦理学流派”。  
      “幸福”是什么?在江畅看来,幸福应该从人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三方面作出阐释,在生存需要得到尽量充分满足、发展需要得到适度满足且可能实现进一步满足的过程中,所产生并体验到的愉悦状态即为幸福。幸福是由人整体生活的繁荣引起愉悦状态的完整持续过程,而非单纯的感性欲望尽情满足的斑驳陆离碎片。
      1995年,江畅写于两年前的博士论文《自主与和谐》出版,1999年出版正面阐述其幸福观的《幸福之路:伦理学启示录》。这一新的幸福观虽然受到了欢迎,但也有读者认为这一体系未讨论到公正等社会问题。为此,2000年出版了主题为“幸福与和谐”的专著《理论伦理学》,在原体系中引入对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社会问题的考量。全书共分四编,分别是“人生幸福论”“社会和谐论”“世界和谐论”和“宇宙和谐论”,江畅最早的“幸福论”体系完成。但是,这一体系过分强调了现代性,仍有亟待完善之处。于是,江畅经过反思,借鉴西方后现代的一些观点,发表了《论人类公认的价值理念》一文,针对现代西方价值观的缺陷,主张引进道德、责任、环保、和谐、智慧等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走向优雅生存:21世纪中国社会价值选择研究》(2004),之后整合之前成果,由人民出版社推出《幸福与和谐》(2005)。受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启示,将德性研究纳入学术视野的江畅先生,对现代文明进行了再反思,推出了《德性论》以及篇幅达300多万字的四卷本《西方德性思想史》,完成了自己“幸福主义伦理学”理论的整体构建。
       支撑这一体系的有五大基本范畴:幸福、智慧、德性、和谐、优雅,以及由此展开的五大基本命题:一、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二、智慧是实现幸福的最佳途径;三、德性是人格完善的可靠保证;四、和谐是生存环境的理想状态;五、优雅是当代人类的应有选择。这一体系试图将对历史的传承和对现实的反思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落脚于当代人类如何更好地生存,即江畅提出的五大基本主张:走幸福之路、做智慧之人、修德性品质、创和谐环境、过优雅生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孙伟平教授曾评价说,江畅的体系是很有现实感的,他不仅在学界较早强调幸福与和谐,更为关键的是其对现实生活的指导,落脚于让当代人类如何更好地生存,回答了时代的共性问题,回应着人民大众的热望或迷惑,有着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不少人却不仅感受不到由之带来的快乐幸福,反而承受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负担,这是为什么呢?
      江畅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内在的良好品质,没有很好地去呵护、修养德性。德性作为一种获得性的优秀品质,最终指向的就是好日子、就是幸福生活。有德性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幸福从个人的角度讲,就是人格的完善。有了它,就具备了充分的主观条件,但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我们的幸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客观因素,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作保证才能谈幸福。政府要解决的是幸福指数;政治学告诉大家幸福该具备什么样的社会条件;而伦理学是要谈幸福产生的主观条件。有的人生活条件不错,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感受不到自己幸福,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对自己的生活作真正的反思。
      江畅强调,人的欲望得到的满足,不能称之为幸福,或者是一种虚假的幸福,准确讲,那只能算是一种“嗨皮”。现实社会许多人价值观出现偏差甚至扭曲,根源就在于把欲望上得到较好的满足等同于幸福了。这样的以偏概全,紧盯着物质需要、感性欲望的满足,忽视了德性高尚、人格完善,以及个性全面而自由发展这样一些幸福所必备的内容。在市场经济大潮激荡的今天,不少人的幸福观的偏颇就发生在这里,由此引发不少人内心烦躁、精神郁闷,甚至导致精神性疾病。
      江畅同时指出,无所事事生活无虞不叫幸福,一味埋头工作的“工作狂”也不幸福,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交生活、个性生活在现代社会都应该具备,一个也不容缺位。我们中国社会目前基本上已具备幸福的客观条件了,那么主观条件还须着眼4个因素,即正确的观念、丰富的知识、较强的能力、道德的品质。四者当中,观念是前提,知识是基础,能力是核心,品质是保障。有这些东西,在良好的社会条件下,就能够很幸福地生活。他希望每个个体,首先应当有幸福意识,然后努力构建、不断打造其他的因素,如此,幸福就到来了嘛!
      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关系,江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但这种文化还有其“根”,“魂”依系于“根”。中国有悠久厚重的历史和文化,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必然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重要的内容,比如传统道德所讲的仁义、德孝等,这样它才会根深叶茂。在这方面,作为“古中国源头”之一的运城拥有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理当成为发掘和弘扬这些资源的先行者,但不只是运城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使之深深地扎根于心灵,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冲击,我们都能够心有定力。
      谈及自己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的身份,江畅说,这是荣誉,但他更愿意视之为平台,一个创新与整合的平台,一个引领与感召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学校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了4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3届中国文化发展论坛、两届湖北文化发展论坛;推出了“思想文化史书系”和文化发展论丛;同时出版了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湖北文化发展报告等多种蓝皮书。这些综合研究报告,在学界均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和震动。江教授和他的团队当下正在做的是世界文化蓝皮书的研创和中华文化发展大型数据库的建设。
      回望自己30多年的学术生涯,有28册约700万字著作译著的江畅教授总结说,他是幸运的,也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伦理学、价值论、文化问题研究三驾马车开拓了他的学术版图;他常年坚持着“读书、研究、写作”三位一体的治学方式,他是同仁与弟子眼中“思想好、学问好、身体好”的“三好名师”;他信奉着“讲求德性、讲求实力、讲求健康”的三大信条,他倡导的健康层次分别是无病、强壮和健美,他待人处事的第一要义是“善良、诚实、正直、感恩、责任”五者皆不偏废。
      研究幸福哲学的江畅先生感觉自己是幸福的;一个多小时的近距离接触,记者也觉得江先生很幸福,这源于他话里话外带给人的幸福感。幸福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容颜。不知道读者朋友通过江先生会议上的照片,能不能判断出他的实际年龄?
      “长江学者”江畅先生生于1957年,明年即是他的耳顺之年。  (记者 郭瑞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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