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占领关公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
努力占领关公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
——推介王西兰新著《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
■毕星星
随着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关公信仰认识的模糊和困惑反而越来越多：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关公勇冠三军，武艺高强，现在却知道了“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车胄诛文丑”还有“出五关斩六将，古城壕边斩蔡阳”不是真实的，是艺术的虚构。我们无比敬仰关公忠义仁勇诚信礼智的高尚品德，如今却了解到史书记载他“刚而自矜”，就是骄傲自负，目中无人，“大意失荆州”，给扶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千百年来我们祖祖辈辈给关老爷烧香磕头，求关老爷保佑家宅平安，风调雨顺，金榜题名，生意兴隆，在今天的语境中自然会觉悟到这是一种神话和迷信。我们虔诚敬奉的关公，难道是一个虚构的、负面的、迷信的关公？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关公的形象和关公文化的意义？
当前，关公信仰仍然方兴未艾，各种纪念庆典活动，规格越来越高，形式越来越隆重，民众参与越来越广泛，官方也越来越重视。但是，萦绕在大家心头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科学解释，问题仍然还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大祭和祀典，我们的全国研讨会和国际文化节，我们的官员致辞和领导剪彩，都是在宣扬神话、提倡迷信吗？
这是关公信仰的一大难题。
这个难题需要科学解释，需要正确回答。否则，关公文化的引深和发展，也就会越来越困难。
关公文化是我们运城的第一文化品牌，关公故里的文化工作者，需要出面保护关公的高大形象和文化遗产。
最近，著名作家、关公文化专家王西兰同志，出版了一本新的学术专著：《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该书对关公信仰存在的困惑进行了认真探索，力图解决关公文化研究长期以来的理论难题。这是关公文化领域的重大收获，是关公文化一次重要的学术提升。
提出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
王西兰同志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运城市文联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他的创作方向和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和散文方面，是山西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自他承担“河东文化丛书”长篇文化散文《不朽关公》写作任务以来，其创作方向集中到了关公文化研究方面，又连续推出文化专著《永远的关公》、传记文学《关羽传》等作品，在关公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担任了解州关帝庙特约研究员、《关帝庙》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关公专项文物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成为全国关公文化界的重要文化学者。
现在，面对长期以来关公信众的困惑和关公文化的难题，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关公故里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学术命题：
“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
当前的关公文化，仍然被定性为民间信俗。所谓民间信俗，一般都是以宗教、神话、巫术、迷信为表现形式的。因此，我们对于各地关帝庙的民众祭祀活动，对那些传承已久的烧香磕头灵签祷告等祭祀方式，是不能也不必要否定的，而是应该深入探索其中的合理内核，扬弃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发现其中的合理成分，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然而现在的关公文化界，对这方面研究的努力是很不够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对关公形象是完全否定的，对于关公文化是多方驳难的。加上当前网络便捷，言论放任，戏说历史，搅浑真实，对关公的随意褒贬更是层出不穷。这就更引起了关公文化的混乱和负面，更谈不上发挥关公文化的积极意义了。
关公形象和关公文化现象，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是海峡两岸、海内外所有华裔世界共同的文化认同，我们不能不倍加珍惜。
于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就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是需要认真面对、认真探索的。
这是关公文化从古老走向现代，从盲目走向清醒，从迷信走向科学的学术命题，是一个严肃的世纪之问——一个科学飞速发展、文化广泛普及、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世纪，对一个古老而充满迷信色彩的文化现象，在进行严肃的追问。
提出这一重大而严肃的学术命题，并进行令人信服的辨析、破解和回答，这是王西兰同志为我们关公故里作出的又一文化贡献。
实现三个重要的理论突破
为了破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这个文化命题，《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选择了三个学术角度进行探究：
第一是剥离和剔除艺术虚构，走近真实的关公。我们耳熟能详的关公故事，许多是小说家言，是戏剧搬演。没有了这些虚构，关公还成其为关公吗？经过在史册中仔细爬梳剔抉，本书让我们了解了关公真实的“奋斗史”，了解了他在刘备集团的各个战略阶段，都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刘备集团撤离荆州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关公挽救了“蜀汉大业”，挽救了包括刘备、诸葛亮在内的领导集体和基本队伍；在赤壁之战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是关公的有效狙击，保证了孙刘联军取得完全胜利，也保证了刘备集团取得江南四郡作为立足之地——刘备集团经过20年的奋斗才算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在刘备集团遇到难得的发展机遇，发起攻取益州战役的时候，又是关公抵挡了曹军的强大攻势，粉碎了曹军乘机南下的图谋，完成了刘备西征部队战略支撑任务，保障了刘备集团根本战略企图的实现。事实证明，没有那些虚构的事迹，关公更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和优秀的统帅。他的英勇奋战，他在生存、立足、发展各个战略阶段的巨大功勋，为刘备集团扶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第二是纠正和辨析负面评价，还原正面的关公。全书通过科学辨析、理性解读的“关公降曹辨”，“华容放曹辨”，“排斥诸葛亮辨”，“刚而自矜辨”，“破坏了孙刘联盟辨”，“大意失荆州辨”等“十辨”，有理有据，求真辨伪，拨开迷雾，扬弃史论，纠正了偏见和曲解，破解了误读和抹黑，关公被误解的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目中无人，麻痹轻敌，对外破坏了联盟，对内不团结同志，大意失荆州等等负面评价，都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到了澄清和反正。关公长期以来的恶谥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否定，终于卸掉了背负千百年的历史包袱。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本书辨析关公负面评价的科学态度。书中写道：人都是有缺点的，关公应该也一样，也不会是没有缺点的人。我们分析和质疑关公的负面评价，并不是要说他是一个“完人”。我们只是说，史书和论者笔下关公的那些负面评价，是不确切的，是不公平的。关公即使有缺点，也不是那种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致命缺点，更不是由于他的致命缺点而破坏了同盟，导致失了荆州，给刘备集团的扶汉抗曹大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和影响。否则，历史为什么要选择让他来做人民崇拜的偶像呢？王西兰的这种学术态度，是公正的，是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他对关公负面评价的辨析，因而也是有力量的。
第三是厘清和涤荡神话迷信，重塑不朽的关公。本书对民间信俗意义上的关公信仰，进行了科学分析，阐述了神话迷信与敬奉关公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精神的国度，人们崇拜具有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的历史人物，是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和道德理想的历史人物。而关公是最具备这种品德和精神、最能体现这种核心价值和道德理想的，因而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需要。关公信仰，是民众的崇拜，是朝廷的尊奉，是宗教的利用，这都是以神化和迷信的形式表现的——是人造就了神，民心即天心，神由人兴。关公的忠义仁勇崇高品格，使他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和共同的神祇。崇拜关公、敬奉关公，像关公那样做人，像关公那样做事，就成了人们自己的道德追求。这是关公信仰的精神实质，而烧香磕头种种迷信行为，只是对关公精神内心追求的外化，是偶像崇拜的表达形式。这也是在人们已经普遍不再迷信的情况下，关帝庙仍香火繁盛的原因。
剔除艺术虚构，辨析曲解和偏见，卸去神秘的光环，关公依然是英雄的关公、可敬的关公、值得后世尊崇而永远不朽的关公！一直存在着众说纷纭、难以科学解释的模糊和困惑终于清晰起来，关公信仰的根本难题终于得到令人信服的破解。
这些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是关公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是有突破意义的。它对维护关公形象、正确理解关公文化，起到了拨开迷雾的作用。
强调两种现实的社会作用
《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王西兰同志历时十余载，深入研究，深层探索，厚积薄发，呕心沥血的理论收获，已经登上了关公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书中的一些基本学术观点，在之前的几部关公专著里已经逐步形成。近几年来，在多次各种研讨、访谈和演讲中，在多次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台湾、香港以及国外有关方面的电视采访中，他特别强调了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作用。
第一，关公文化是社会道德重建的精神营养。毋庸讳言，在我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政治信仰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迷茫，人们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趋向物质化，人们的文化趣味已经变得越来越粗鄙起来，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世俗和实际。于是，道义精神疲软，公义品格萎缩，公德意识退化，社会良知缺失：一个个腐败案件、一件件公德败坏的事件、一桩桩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恶性事故被揭露出来，都让我们触目惊心。我们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心灵迷失，除了思想政治工作弱化的原因，也与传统道德被怀疑和摒弃有关。我们批判旧思想、旧道德，也完全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否定了传统道德伦理的扬弃与继承。人类社会基本的普适的道德因素，是从传统道德那里继承下来的。关公毕其一生所继承和实践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理想，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关公的精神和品德，仍然是我们重建社会道德需要汲取的精神营养。
第二，关公文化是华人世界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国内各民族，各党派和政治实体，东北亚、东南亚汉文化圈和华侨华人世界，需要有共同点，需要有共同的文化认知。由于历史原因、意识形态差异和利益诉求的不同，这样的共同点和文化认知不会很多。好在，我们都在敬奉和尊崇关公，都在继承和发扬关公精神。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华夏子孙，尽管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甚至有一些不必隐讳的敌对情绪，但是，在尊奉关公、敬重关公这一观念形态上，是一致的。关公信仰，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无论怎样的政治原因和地域原因，都是动摇不了的，都是取消不了的。它是凝聚我国众多民族和十多亿全球华人的精神轴心，无疑会对我国多民族的团结、对海外华人的团结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我们就可以不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和政权体制的限制，找到共同的话题，就有了心灵沟通的桥梁，就有了感情交流的纽带，就有了共同祭祀的神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副著名的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在海峡两岸，都有着很高统一度的评价。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是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获得了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是一部具有良好理论品质的学术专著。在我们努力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版，是运城文化工作者的实际行动。
（责编：董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