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应对洪涝灾害

近年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增加，自然灾害频发，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探讨我国古代应对洪涝灾害的丰富经验，及其对现代灾害管理的借鉴意义，非常重要。

灾前预防与准备

古代先民深谙防灾备患、防患于未然的方略。灾前预防与准备，既可以减少社会恐慌和混乱，又可以减少灾害损失，增强社会应对能力，保证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古人通过观测天象和水文变化来预测洪涝灾害。他们观察星辰运行、云雨变化，以及河流的水位和流速等，判断灾害是否临近。《吕氏春秋》载，古人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种，通过云的形式对降雨进行占卜。一旦预测到灾害可能发生，预警信息就会通过特定的传递机制迅速传播。比如，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曾总结出一套方法，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并安排群众转移。这一做法在古代被广泛应用于洪水预警中，以便民众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中至关重要。都江堰、大运河等，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典范，其“因势利导”的设计理念，开创性地解决了灌溉、运输与防洪排涝难题。其“旱则引灌、涝则疏导”的调节机制，在促进农业灌溉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同时，也构建起可持续的防洪排涝体系。《王祯农书》载，“沟洫之于田野，可决而决，则无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则无旱干之患”，通过修建堤防、疏浚河道、设置溢洪道等措施，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民众损失显著降低。

古人通过选育抗涝作物与创新耕作技术应对洪涝灾害。《史记·夏本纪》载，“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湿”，说明水稻具有耐涝的特性。《吕氏春秋》《齐民要术》《马首农言》等古代文献详细记载了轮作、深耕细耙、中耕除草等耕作措施，以及因地因时耕作的规律、翻耕与免耕相结合的轮耕方式、水田整地排水技术等。此外，古人还积极推广抗涝作物种植技术，如选育耐旱、耐涝的品种等，北魏《齐民要术·种谷篇》中提到：“种谷必杂五谷，以备灾害。”

古代中国注重修建与维护道路、桥梁、堤防等基础设施。早在先秦，中国就已经有了修建堤防以防御洪水的做法，《礼记·月令》载，“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使交通运输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地区抗灾能力进一步增强。

灾时应对与救援

洪涝灾害发生时，政府与民间都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对与救援，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古代政府在灾时应对中发挥核心作用。洪涝灾害一旦发生，政府会立即启动赈灾政策，派遣官员前往灾区进行勘查和评估损失，以及调配物资进行救援。例如，明代万历年间，面对温州府“永嘉、乐清、瑞安沿江亦皆没”的洪涝灾害，朝廷立刻“诏遣吏部主事罗寔等至郡设祭，赈恤被灾人户”。政府还会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免税收、提供贷款等经济支持，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又如，通过救荒贷赈等方式，对“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存”的贫民或流民实施救济。

此外，政府还会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灾，如加固堤防、疏浚河道、转移受灾群众等，以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

民间慈善组织与个人也积极参与灾时救援。

在古代，许多地方都设有义仓、善堂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会在灾害发生时提供粮食、衣物等救援物资给灾民。《唐六典》载：“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同时，许多富商大贾和士大夫也会慷慨解囊，捐资捐物，支持灾区救援工作。

灾后恢复与重建

面对洪涝灾害，古代形成“政府主导、民间补充”的协作救灾机制，既确保救灾效率，又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为减轻受灾地区财政负担、鼓励灾民积极参与恢复工作，政府往往会实施蠲免赋税的政策，同时，组织官员和专家实地勘查，制定基础设施修复、农业生产恢复和灾民生活改善的系统重建规划。在此过程中，政府注重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参与重建，并提供心理疏导与社会支持，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宋史》载，宋太宗淳化四年河水泛滥，朝廷不仅给罹难者家属提供丧葬用具，而且向澶州、涪州灾民分别发放抚恤金，同时开仓赈济。

在灾后重建中，民间力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民间组织和乡绅等，通过捐赠物资、募集资金等方式，支持灾区重建。光绪《嘉定县志》载，道光二十九年，嘉定遭遇空前严重的水灾。地方富绅秦溯萱主动倡议动用义仓本钱，发放临时救助金，以抚恤民众。

 （《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