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南联大拜谒抗战中的民族精神群雕

初春阴雨绵绵，200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

在这200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这年闻一多刚好40岁。

他的经历，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呢，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曾经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然而对于旅行团的200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主要任务是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创作了50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季同、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伦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家园富里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学生们沿途还搜集了200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200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中，就有后来有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华罗庚租住牛圈

1938年，数学家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他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在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

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楼棚里住宿的。而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地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常常在柱子上擦痒痒，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是喝醉了酒或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一般。

《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然而华罗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却在寄往某研究院的过程中丢失了。华罗庚气得大病了一场，睡了整整半个月。大病初愈后，他又拖着病体去给学生讲课，晚上依旧在油灯下工作到后半夜。《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时，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学术专著《数论导引》。完成这项工作后，在对整个数论学科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他的论证更加严谨的《堆垒素数论》英文手稿诞生了。1944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

梁思成设计茅草房

当时的西南联大是由政府拨款，因为拨款有限，只有原先三所大学总经费的四成，还常常不能按时到位，经常需要派专人到重庆去催款，蒋梦麟、张伯苓两位校长常住重庆斡旋，依旧无济于事。此时此刻，西南联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钱：没有校舍，全部要在荒地上重建。西南联大又处处缺钱，最委屈的自然要数联大的校舍了，梅贻琦当时估计战争结束联大很快可以复员，把主要的财力，用于添置图书设备、实验器材，在校舍方面省而又省、抠了又抠。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微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决定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他们夫妇欣然受命。夫妇俩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然而，校长却让修改，然后几易其稿，还不满意。梁思成伸出五个指头在窜晃着：“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至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

梅贻琦无奈地说：“思成，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梅贻琦的声音有些颤抖。

赵忠尧带回的放射镭

1937年，清华的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将50毫克放射镭交给了他。带着放射镭回国后，为了找到学校的师生们，赵忠尧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化装成难民，把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带到了长沙。这个咸菜坛子就是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赵忠尧随学校的队伍转道香港，为了方便携带，他把装镭的铅筒装到一个玻璃瓶里。在列车上，他始终把那个套着铅筒的玻璃瓶紧抱在怀里，两天两夜不敢合眼。到尖沙咀时，学校租了个废旧仓库供大队人马宿营，在这儿住了一个星期。为了这50毫克镭，赵忠尧寸步不离仓库。睡觉时他把铅筒从玻璃瓶里取出来，压在身子底下。最后，50毫克放射镭终于安全带到了昆明，由于赵忠尧一直把那只装铅筒的瓶子抱在怀里，他胸膛上已深深印上了两道血印子。

1942年年初，物理系为了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高能物理方面的课程，打算建一台小型的回旋式粒子加速器，利用赵忠尧带出来的这50毫克镭进行物理实验。粒子加速器是现代物理揭示微观世界的一只眼睛，1930年美国科学家劳伦斯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模型，并进行了表演。没有这样的设备，中国的现代物理将永远停留在理论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高科技项目。张文裕、吴大猷、王竹溪、郑华炽、钱三强、彭恒武等一群科学家立即响应，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叶企荪给予热情支持，于是有了中国科学界进军现代物理学领域的第一次会战。

加速器研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有大量钢铁。为了做成加速器，杨振宁和同学们一起走街串巷收集废旧钢铁，然而因条件太差，最后以失败告终。

然而赵忠尧并没有白白带回那50毫克镭。当年在昆明城北小虹山下的莲花池畔，西南联大物理系师生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核科学家。1959年，赵忠尧亲自参加了划时代的中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的工程，并取得成功。他一直活到90多岁，亲眼看到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和第一枚氢弹的爆炸，亲眼看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还眼看着第一个高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问世、第一个核电站破土动工……当年，西南联大学生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后来都成了这个领域响当当的巨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始终牢记着当年西南联大的四字校训：“刚毅坚卓”。

其实，8年多时间，西南联大的师生还有许多精彩的瞬间和感人的故事，其中经济系教授陈岱孙“静坐听雨”的故事就广为流传。当时条件简陋，教室的屋顶是铁皮搭的，雨水打在上面声若雷鸣，那天正上课，突然大雨瓢泼，讲课认真的陈教授一次次提高音量，但学生们仍然听不见。于是，陈教授索性在黑板写下四字“静坐听雨”，然后同学们心领神会，和教授一起静静地听雨。后来，有学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陈岱孙教授肩头已被渗透下来的雨水打湿，他就那么坐着，眼神恬淡从容，看着满屋青年学生。

　这是抗战年代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无畏日寇猖狂，不惧环境恶劣，以浩然正气守护中国文脉。”(本文历史资料，参考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的解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