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儒故里扬清风

万荣县税务局干部在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后重温入党誓词 资料图片

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明代大儒薛瑄的思想熠熠生辉。为传承弘扬他的思想，其十九代孙薛吉生，搜集整理了大量薛瑄的思想和故事。在此基础上，万荣县纪委监委在薛瑄故里里望乡平原村打造了县廉政文化基地，并正在进一步凝练细化薛瑄思想内涵，以期教育引导更多的党员干部如薛瑄般做一个清正廉洁的“铁汉公”。

儒——理想信念的导师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今万荣）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卒于明天顺八年（1464年）。永乐年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提学佥事、大理寺少卿、大理寺丞、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礼部左侍郎、入阁预机务（宰相之职）。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其主要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等。薛瑄学宗程朱，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

用现代眼光看，薛瑄思想的精华是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他告诉人们：“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则事与理相安，而皆有着落之处，若见理虽明，而不一一践履过，则理与事不相资，终无可依据之地。”（《复李原德书》）意思是认识了事物之理，必须一一实践实行，才可谓说认识，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薛瑄一生竭力倡导“实学”，躬行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薛瑄的“实学”思想，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现在也是先进的。明代中国大儒求的是儒家思想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从而发展了儒家思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求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同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真正弄明白，在数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晚清衰败、民族危亡时，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救中国而不是别的政党。就会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道路，从而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就不会像当前香港一些“废青”一样，被西方别有用心的政客蛊惑后闹腾得不得了，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人无理想信念，如行尸走肉；理想信念错了，如南辕北辙；而坚持僵化不变的思想，如刻舟求剑。都不是求实。

薛瑄故里平原村有一座碑，上书“真儒里”。

清代纪晓岚一句话评价薛瑄：“明代淳儒，瑄为第一”。

廉——以身作则的清官

薛瑄长期担任监察御史，也就是现在的纪检监察干部，被誉为“铁汉公”。

薛瑄说：“金有一分铜铁之杂则不精，人有一毫人伪之杂则不纯。”

话说得好听，他自己怎么做的？

宣德三年（1428）薛瑄接旨入朝，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监沅州银场。那里是朝廷生产银子铸造货币的地方，多少官员都把这一职务视为“肥差”，其职权：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弹劾纠察地方官员。真可谓：位高权重，职宽责严。薛瑄自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欣以“自渐居崇处，未睹斯民康”自省自警。一到任便在州府门前挂出了警示牌：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在沅州三年间，他走访民情，整治贪官污吏，废除了许多积久的弊政，极力上奏，为民减赋，深受沅州人民的拥戴。

薛瑄任满，将要返朝。州府内的一些正直官员和银场的职员们，为了表达对薛瑄的敬重和感恩，悄悄地把他坐骑上的铁马蹬换成了明晃晃的银马蹬。薛瑄发现后，便让随从摘下用布包起来，执意要把旧的换回来。随从到府上只见那对铁马蹬被装在贵重的盒子里，摆置在府衙廊下留作纪念，教育警示地方官员，好说歹说，就是不换。可是按照薛瑄吩咐，一定要换回来。于是大家当面打开那个布包一看，银蹬中夹着一张纸条，上写：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白笔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许多官员顿时醒悟，薛瑄留下的这首诗，就是在沅州最好的纪念。马蹬这才换了回去。

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很多，说之不尽。这里再说一件事，他为何被誉为“铁汉公”。正统六年（1441）薛瑄从山东回朝，升任大理寺少卿。在大理寺任上，薛瑄用了很短时间便复查平反了锦衣卫大案10余起，皇帝曾赐纱、赐扇。他规天矩地、执法明允，决不放过一宗冤假错案。其中有一案是，当时权臣王振的侄儿王山，凭借在锦衣卫的权势，与某病死官员的小妾私通，其妻不允，王山便诬告其妻害死本夫，下狱处死。薛瑄察其蒙冤，曾多次调查实情，力为平冤，因此触怒王振，诬瑄是古非今，受贿枉法，遂下大狱，处以死刑。薛瑄在狱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神情自若，手捧《周易》还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使李锡见他临危不惧，由衷地赞叹：“真铁汉也！”

可以说，薛瑄既是一位两袖清风的廉官，给当代党员干部树立了为政典范；也是一位敢于同不正之风斗争的清官，为当代纪检监察干部树立了工作典范。

薛瑄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尚且能自重、自省、自警、自励，那么，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严三实”，严修身，严律己，严用权，做人实，谋事实，创业实，在做到“被廉”“他廉”的同时，努力突破自我做到“自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定会兴旺发达。

今天，基地新一轮打造工程已经开始，一座规模更大、融人文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教育引导作用更强的新基地正在酝酿中。

教——言传身教的典范

薛瑄学富五车，在从政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传之子孙和学生，教化更多的人明理笃学。

言传——“非善人莫交，非义财莫需”“言多必招戾，恶积终殒躯”“达即思致泽，乐即思贤儒”“小子敬所植，永久期无逾”……在薛瑄故里，有一副薛瑄教子的像，背后的墙上刻着他的五言古诗《示儿》，对为人处世多有警示。

薛瑄还有篇《诫子书》，约700余字，开篇就明确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为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进而阐述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应该遵守的社会伦理，强调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身虽有人之形，行实禽兽之行”。教育子弟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向上愧对天地造化，使天地羞辱，向下使父母因生你而感蒙耻，这样的人怎么能安身立世？他以十分恳切的语气郑重叮嘱：“汝曹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伦理，乃吾之至望也。”谆谆告诫子弟们一举一动都要克欲自律、性通天理，做一个正直的人。其情至切，其望至诚，实乃家训之珍!

身教——薛瑄忠厚传家，庭训严格。他任监察御史后，负责监察国家最大的造币基地——湖广银场，却租房居住。孩子大了，需要在京城买房子，薛瑄只好买了两间小房子，连个窗户也没有，阴暗潮湿，不能读书写字。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动手吧，这肯定不会有下属帮忙的。薛瑄只好令儿子薛淳在墙上凿出一个圆洞，然后找了一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卸下车轮，安装在凿开的洞上，再糊上麻纸，这样才有了窗户。身为薛瑄的子女，这种教育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明正统初年(1436年)至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被授为山东提学佥事，在山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薛瑄在故乡办学时，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四方学子前来求学，络绎不绝。这些学生来自陕西、山西、湖北、山东、南京、广西等地，河津县的旅馆都住不下了。薛瑄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学思想，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到经书的微言大义，要求学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倡导“躬行之实”，知行合一，注重言行，笃实践履。薛瑄在河东一带的讲学活动，创立了河东学派，开明代讲学之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

从祀孔庙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是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薛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祖国各地，其中有15个弟子成为理学家、教育家，进入明史，并被录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中有两个弟子李贤和刘健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弟子吕楠复兴了关中学派，也进入孔庙从祀。

数百年来，薛瑄的后人一代又一代地践行和传承着其忠孝思想和清廉作风，优秀人才比比皆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居于高位的党员干部，当学薛瑄，留下好家风，为后人树立榜样，千万不要丧失理想信念、毁了自己遗祸子孙。

而在平原村，在整齐的巷道里，每走几十步，都会看到墙壁上安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村民自编的打油诗，时事政治，科技种田，法律法规，思想教育，生活感悟……内容多样，风格清新，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不仅成为村民茶余饭后闲谝的话题，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的生活。这正是薛瑄精神为家乡留下的文化瑰宝。

这几年，万荣县也以平原村为模板，在各乡镇积极建设廉政文化。其中，王显乡王正村建设了廉政小广场、小游园和村史乡贤馆，村风逐年向好；贾村乡五福村结合“古货”产业，正在建设廉政文化街、廉政文化公园和广场、廉政文化大讲堂、集成廉政文化元素的五福古货交易市场。两个村的廉政文化都有模有样了。

希望薛瑄精神发掘更深、传播更广，正党风，严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