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法治文化的渊源

□寓真

李悝 （资料图）

《尚书》是关于我国上古历史的古籍，其中《舜典》篇记载“帝曰皋陶，蛮夷滑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这段话的意思是，舜帝对皋陶言道：“蛮”的夷族人和“滑”的夏族人，都有一些为非作歹的“寇贼奸宄”分子，你作“士”采用五种刑罚，把他们治理好。“士”就是法官，后世称大理。舜帝时代，至今已四千多年，皋陶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皋陶膺任法官，创制法律的事迹，多种史籍中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皋陶作士以理民”“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这应该是信史。

又据古文献记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古冀州，即山西晋南一带，尧、舜、禹的政治文化活动核心地域。皋陶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臣，传说其故里为晋南洪洞士师村，历来的记载和古迹遗存，亦足以徵信。

山西在地理上统属古冀州之域，自周成王封叔虞为唐国，后改称晋国，至今保留了晋省之称谓。叔虞封唐之时，所确定的治国方略“唐诰”，主要内容是“启以夏政”和“疆以索戎”两条。第一条，要按照夏朝的制度开启治政；第二条，要尊重民族习俗治理戎方。这样一个英明的治国方略，非常有利于法治文化的发展，对于后来山西形成独具特色的法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周朝实行的是以“周礼”为纲领的宗法制度，“别贵贱、序尊卑”“克己复礼”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唐诰”的精神，则是用“夏政”和“索戎”治理唐国，这就有别于“周礼”。因而，孔周宗法制文化影响在晋国相对薄弱，法律制度则受到晋人重视，致使晋国能够成为法家的摇篮。

所谓“夏政”，是指大禹奠定的夏朝政治法律制度。《尚书·皋陶谟》和《史记·夏本纪》，都曾记载了大禹和皋陶的对话。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禹曰：“汝言致可绩行。”在这段对话中，皋陶表述了他的治国主张：“宽宏而又庄栗，柔和而能立事，谨慎而又恭逊，有治才而又敬事，和顺而刚毅，正直而温恤，简约而廉明，刚正而笃厚，强劲而合宜，明确有序，于是大吉。而有罪之人，受到天意惩罚，可对他们分别使用五种刑罚。”大禹听了说：“照你的话办必会取得治绩。”从这段对话中略可窥知夏政的内涵。

晋国的法律制度，由唐叔虞承启夏政而始，后来多次进行过法律的修订。晋文公时制定的法典，称为“被庐之法”；继由执政卿赵盾修改前法，制定“赵宣子之法”；赵盾死后，赵景公即位，废赵宣子法，修成“范武子之法”；至晋悼公，又命渥浊为太傅，修改武子之法；晋平公时，范宣子执掌国政，制定了一部刑法，称为“范宣子刑书”。范宣子死后，赵鞅将这部刑法铸在大铁鼎上，公布于世。

晋国铸刑鼎之前，虽有郑国子产刑鼎，但其影响有限。作为春秋霸主的晋国，一反传统而将法律公布于世，则成为震惊天下的大事。孔子听说此事，严厉批评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以守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公布法律是对礼治的破坏，晋国如此“乱制”，只恐怕难以为国。果然，晋国不久就被分割了，分化成韩、赵、魏三国。然而，铸刑鼎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之举，法家文化从此勃兴。韩、赵、魏随后掀起了变法运动，著名的法家人物应运而在三晋问世。

战国初期的著名法家李悝，魏国人，魏文侯起用李悝实行变法，制定《法经》六篇。当时魏都在安邑(今属山西夏县)，山西便是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诞生地。

商鞅是魏国相公的家臣，深谙李悝的法家思想，携《法经》到了秦国,被秦孝公所用，实行了著名的“商鞅变法”。赵国人慎到是法家中的重“势”派，韩国人申不害是法家中的重“术”派，韩昭侯曾起用申不害进行变法。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赵国人。李斯西入秦国，助秦始皇成就了统一大业。韩非是“韩之诸公子”，即韩国王室的后裔，专心著述，撰《韩非子》文五十余篇，成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学者。

由夏政到晋国法律制度的承启关系，我们可以推想，皋陶的原始法治思想应该是三晋法家文化的滥觞。早期的法家一定离不开皋陶“明刑弼教”的思想影响，其主张严刑峻法而为实行暴政所用，是后来走向了极端。

关于早期的法家思想，还应说到卜子夏的西河教授。据《史记·仲尼弟子传》，子夏在孔子殁后，“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韩非和李斯曾投师于卜子夏，魏文侯则是子夏弟子中最好学的一位。子夏作为孔门中传授经学的主要学者，号为“孔子之通学”，史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而由经学的传授，却在三晋这块特殊土壤上孕育出了法家，因而对于子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法家的早期思想。子夏的教授地址，顾名思义，西河便是黄河之西。实际不然，河汾之间也称西河，离石、汾阳都设过西河郡。山西文水县有子夏山，山间有隐堂洞，据说是子夏的隐居之所，也是他传学的学堂所在。

山西悠久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法律家和持法刚正的名臣循吏。有丰厚的土壤，必会枝繁叶茂。从皋陶的原始法治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法家文化，正是流变至今的山西法治文化的渊源。

 （《山西法治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