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故里”养“新蚕”

“嫘祖故里”养“新蚕”

——兼述运城文化IP的产业化探索

本报记者 陈永年

一大片绿色的桑园里，有4栋白色大棚，棚内是白花花、密麻麻，让密集恐惧症患者头皮发麻的蚕……

怀揣初心、返乡兴业的企业家，立志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技工作者，正在寻觅新的产业转型机会的农民。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初衷，围绕着园、棚和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让嫘祖故里再兴蚕桑业，为运城文化IP产业化探新路。

夏县西阴村桑树种植基地和大蚕养殖大棚。记者 陈方斌 摄

40年后“重启”

正在建设的西阴村门楼，顶上“嫘祖故里”四个大字非常醒目，左右两边分别镌刻着“沐嫘祖懿德成就千年丝绸路”和“沾蚕都灵气开拓万代幸福泉”。

西阴村在中国考古界大名鼎鼎。

该村位于夏县尉郭乡，村西北有处被命名为“西阴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该遗址1926年由李济先生发现并主持第一次挖掘，这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具有划时代意义。

此次挖掘，另一个世人瞩目的成果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俗称“半个蚕茧”。“半个蚕茧”距今约有五千年，是中国养蚕缫丝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也为当地“嫘祖养蚕”传说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如今，在被认为是中国蚕桑业起源的地方，车间里、大棚中，最新品种的蚕，正在茁壮成长。

从蚕卵到结茧，需要26天。5月24日记者前往采访的那天，是当地农户崔永军今年养的第一批蚕的第24天。

大棚里的地面上，纵向长长两排都是白花花的蚕，场面极为壮观。山西农大蚕科院的技术人员在蚕身上喷洒了专用药物，并在上面覆盖上纸蔟板。片刻，一条条蚕便爬进蔟板上一个个小纸格子里，在里面开始吐丝结茧。

崔永军介绍说：“一个棚差不多一亩大，能养10张蚕卵，共计30万条蚕，可以结茧约1000斤。按现在的公司收购价每斤25元的话，总收益能到两万五六，除去各项开支，效益还可以。”

和崔永军一样承包大棚养蚕的，还有3个村民，大棚和养殖规模基本一样。

这些个养蚕大棚，以及周围约千亩的桑园，都源于在原来村小学旧址上建起的山西嫘祖故里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院中两栋比地中大棚更大的厂房里，同样养着白花花的蚕，蹲下细听，“沙沙沙”的蚕食桑叶声清晰可闻。

公司负责人崔银国是土生土长的西阴村人，长年在外打拼的他，怀着重兴嫘祖故里蚕桑梦的初心，回到故乡，投资建厂。

2020年，他流转土地，栽植桑园1000亩。2021年，从江苏、山东聘请技术员开始试养蚕。受挫。今年，在山西农大蚕科院的技术指导下，开始正式养殖。

记者发稿前，蚕科院长驻村中进行技术指导的张志兰说：“第一批210多万条蚕已经全部成功结茧，这标志着今年的养殖已经成功，周边不少农民都过来参观呢。”

虽说在当地，嫘祖养蚕的传说和“半个蚕茧”的故事妇孺皆知，但在极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当地的产业格局，还是农民的收入构成，蚕桑基本没有存在感。

在崔银国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人民公社的时候，在政策支持下，省上免费提供桑树苗，村里建了一批桑园，养了一段时间的蚕。就算是最兴盛的时候，当时的主业还是粮棉。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有了经营决策权，“一斤一块多的蚕茧”面对“一斤七八毛的棉花”，败得彻彻底底，没多长时间，村里的桑园就不见了踪影。

昔日的蚕桑产业，沦为每年春天小孩们的一项喂养游戏。

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当时一放学就忙着采摘桑叶喂蚕、时不时还要帮着大人清扫村道迎接各地来客参观的崔银国，如今又回到村里，东奔西走，要在嫘祖故里“重启”蚕桑产业。

山西嫘祖故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在用新采摘的桑叶喂蚕。记者 陈方斌 摄

深加工“悖论”

对于回村养蚕，作为“蚕二代”的崔银国，并不反对被人称为“情怀”；但作为成熟的企业家，他又时刻警醒自己仅有情怀绝对走不下去。

“小时候的养蚕经历，让我比别人更能深刻地体悟到，没有深加工，就没有蚕桑业的未来。”他说。

上世纪当地蚕桑产业短暂的启动，有着诸多东西值得总结和反思。单纯的养蚕、卖茧，尽管辛苦，但作为原料提供方，在蚕桑产业链上没有地位和话语权，增加值分配的议价能力也极小。

“现在要养蚕，一定要搞产业链和深加工。”崔银国以蚕丝被这一蚕茧深加工最简单的项目来举例——

“蚕丝被的主要成本是蚕丝，按8斤茧能抽一斤丝、每斤蚕茧30块钱来算，一斤蚕丝也就是240块钱。而现在，纯桑蚕丝的蚕丝被一斤的市场价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崔银国边算边得出结论，“仅仅是从卖茧到卖蚕丝被，稍微延伸那么一小步，价格至少就能提高3倍。这还不说这8斤茧中大部分分量都是蚕蛹，也能卖钱。”

道理浅显易懂，账目也是小学生都能算清，可为什么大家不做深加工呢？非不知也，乃不能也。此中道理同样浅显——

深加工需要大量的投资，非一般人可以承担；原料虽然利润微薄，但胜在销售容易，基本是产多少卖多少，而蚕丝被等深加工产品，更受制于市场、品牌等因素，产易售难；相比于养蚕售茧，深加工的周期更长，不可控因素更高……

如上所述，世人皆知农产品的出路在深加工，而深加工难的核心就在于四个字：市场风险。为了提高收益去做深加工，而稍有不慎又可能损失更多的收益，甚至还不如不做，此可称为“深加工悖论”。

情怀破解不了这个悖论，但完善、精准的商业策略或许可以。

在商海浸润多年的崔银国，决定先从高端市场启动——

经过市场调研，他发现市场上高端的蚕丝类婴幼产品非常少，于是委托设计出婴幼儿“帽鞋枕被”蚕丝四件套产品；再与一线城市的婴幼儿产品精品店对接，以四件套主打高端市场，先展示后售卖；已从江浙一带聘请了技术专家，待厂房、设备到位后，即可培训工人开始生产。

另外，他还着手从食品端入手，进入中端市场，比如与当地知名特产空心面条对接，推出桑叶面粉，还要做桑叶茶、桑葚酒、桑葚干等深加工产品。

而这一切的产业化和深加工，都有一个核心条件，那就是建立一支销售、策划团队，目前这项工作也在紧张推进中。

公司院中，一栋小楼主体已成，工人正在安装窗户。电梯零部件也已运至一楼，很快就要安装。投入使用后，该楼将成为蚕桑业文化展示和产品深加工的主阵地。

该楼建成后，崔银国的规划进入第二阶段，目标是实现一万亩的桑园面积，并全面启动深加工各项工作。创业者身上的光芒，自会吸引到同类。目前，河津、稷山、芮城等地种植养殖户，已开始与崔银国联系，商谈合作发展。

山西农大蚕科院技术员在查看大蚕成长情况。记者 陈方斌 摄

文化IP产业化

西阴的蚕桑产业，实质上是在探路，探一条文化IP的产业化道路。

文化是产业的灵魂，产业无魂发展受限；而产业又是文化的载体，无根之木难以继承发扬，甚至会导致生存危机。运城文化IP众多，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稀缺的成功产业化经验矛盾突出。从这个角度来讲，嫘祖故里蚕桑产业的探索，于运城而言，意义重大。

文化IP的产业化，首先要有恰当的载体实现可视化。崔银国已开始围绕千亩桑园，讲述蚕桑故事。从中国远古时代嫘祖传说开始，用一系列微观景点，讲述每个朝代或重要节点的蚕桑产业、政策、市场和发展情况。进入一个园区，看懂中国蚕桑历史。以农业之形，走文旅之路。

文化IP的产业化，要有需求支撑和真实的市场预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蚕丝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以往被认为是奢侈品的蚕丝产品，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原来蚕桑产业的重心因为土地、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工业污染的影响，不得不外迁他乡，导致蚕丝产品供应量降低。目前的市场行情，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反映。

文化IP的产业化，离不开必要的产业规模来稀释投入成本。农产品的出路在于深加工，深加工的前提在于规模，蚕桑产业也是如此。在小规模的时候谈深加工，其成本注定不是市场价格可以支撑的。据崔银国测算，如果桑园能发展到1万亩，就可以支撑一个标准化的有4条流水线的缫丝厂，用来做服装加工。而在前期对接中，他与北京一家药企也达成合作意向，如果桑园规模再扩大，药企就可以投资桑枝总生物碱的提取中心。

文化IP的产业化，要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实现充分的市场想象。让蚕科院院长韩红发来讲，那就是再没有比蚕桑更好的产业了，没有任何东西是白扔掉的。桑葚可食可加工，桑叶可食可做茶，桑枝可提取总生物碱制作药品，提取剩余物做成菌包可种蘑菇、木耳，种完的残渣又可做有机肥。整个产业链条形成闭环还可无限循环，循环过程全程具备变现潜力，这都给了这个产业更多的发展想象。

文化IP的产业化，还离不开科研的保障和助力。去年，崔银国的公司试养殖受挫，主要就是因为外聘技术人员没有很好解决蚕种的本地适应化问题。今年，公司与驻地就在运城的蚕科院达成科技合作协议。

蚕科院派出了一支堪称豪华的技术团队驻企指导——张志兰，高级农艺师，桑功能产品研究所所长；张洁花，高级农艺师，桑树研究所所长；靳月琴，正高级农艺师，食用菌蔬菜研究所所长；卢建珍，高级农艺师，特种养殖研究所所长。

张志兰说：“我们4个人保持有两人常驻公司，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干活，完全是‘沉浸式’技术指导，从小蚕孵化到大蚕结茧全程指导和培训工人，还要帮公司精准测算并量化整个养殖流程各方面的投入，为公司下一步外放种植、养殖环节扩大规模奠定基础。”

当然，在传统文化IP产业化的道路上，总是知易行难。理论性的推演逻辑再缜密，也只是论证了一种可能性。在实际的产业化道路上，面对千差万别、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任何一个哪怕是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一切的努力戛然而止。

作为媒体人，对于一切在“无人区”跋涉的创新者，总会保持一份敬意。而作为运城人，我们更会支持任何有益于运城未来发展的探索和尝试。

祝福西阴蚕桑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