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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盐池的历史与文化(上)

来源:运城日报发布者:时间:2020-06-02

李广洁

古老而神奇的盐湖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相传这是舜帝所作的《南风歌》,表达了上古时期先民在盐池产盐时节,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感情,其大意为:

南风徐徐吹过来啊,

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啊。

南风适时吹过来啊,

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啊。

运城盐湖 杨冯彦 摄

在运城中心城区南面的中条山下,有一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湖泊,周长约60千米,总面积132平方千米。这就是著名的盐池,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因为位居黄河以东,古称河东盐池。古老而奇特的河东盐湖就像一个仙湖,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就出现了她的故事,可以说她陪伴着华夏民族一路走来。来到运城,一定要到中条山下看看神秘的盐湖。

河东盐池古称“盬”(gǔ),《说文解字》:“盬,河东盐池。”因为河东盐池太古老了,古人要专门为她取个专名。唐人孔颖达说:“盬虽盐,惟此池之盐独名盬,余盐不名盬也。”“盬”这个字是专为河东盐池所造,其他地方的盐是不能称为“盬”的。古人专门为河东盐池造字,是因为她有神奇之处——无海盐煎煮之劳、无井盐穿凿之艰,聚天地之精华、得河山之灵秀,潴而为天然之池。经过太阳暴晒、南风吹拂,自然结晶成盐。西晋籍贯河东的文学家郭璞的《盐池赋》有云,“水润下以作咸,莫斯盐之最灵”。唐代籍贯河东的文学家柳宗元在《晋问》中赞美盐池:“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人之赖之与谷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也。”

盐池与中国上古史

河东盐池是大自然对山西南部地区的恩赐,是大自然送给华夏民族的厚礼。人类生活不可无盐,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诞生在海洋附近,因为人类要凭借海洋的盐分生活。只有华夏文明发祥于远离海洋的内陆黄河三角地带,河东盐池的客观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传说的炎黄联盟与蚩尤大战于盐池附近的“涿鹿”(浊卤),到尧、舜、禹在晋南地区的众多传说,再到夏、商、周三代在河东、河洛、关中地区的发展、繁荣,都在河东盐池周边数百里的范围内。从尧、舜、禹三王到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分布可以看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环盐池都城圈”。考古工作者在夏县的东下冯遗址中发掘出商代的盐仓。初步估算,这些盐仓可以储存12000多吨食盐,是用来向周边地区供应食盐的仓库。专家推测,尽管这个盐仓建于商代,但它的渊源可能更早。钱穆先生认为,在上古时期,谁控制了河东盐池,谁就拥有了成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的“资格证”:“解县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传说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胜了蚩尤,牢牢控制了河东盐池,掌握了中原地区的食盐命脉,最终成为各部族的首领。许多中外历史学家都认为,作为内陆产盐之地的河东盐池,对河东周边地区的古文明发展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认为,因为盐池利益重大,控制了盐池就具有支配古代社会的能力,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兴亡也只是执掌盐池之富的势力的更替。有不少学者认为,周人的先祖发祥于河东盐池附近。比如,王国维就认为周初的莽京在河东盐池西南的永济蒲州,而钱穆则认为莽京在今天盐池附近的安邑。

南风与盐池


回眸一瞬,积雪百里。 畅 民 摄 

河东盐池最初是采取“捞取法”,太阳暴晒,自然结晶,产盐全部依靠自然的力量。借助南风,是上古时期河东盐池的一个突出特点。每年夏季,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穿过山谷,吹散了晒卤水时产生的水蒸气,使阳光能更有效地照射卤水。卤水持续蒸发,加快了盐晶体的析出。南风和持续的高温暴晒,是河东盐池自然成盐的两个必备条件。在出盐时节,如果吹来南风,盐池中的盐花——“榻花”就可以浮起来。如果吹来的是东北风或西南风,“榻花”就浮不起来,呈沸粥状。这种现象叫“粥发”。“粥发”产出的颗粒味道又苦又涩,不能食用。先民已经注意到南风对盐池生产的重要作用,称之谓“盐南风”。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总结说:“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解盐不得此风不冰。”《南风歌》表达了古人对河东盐池平稳生产的美好祈求,也显示了上古时期先民对自然风力与河东盐池关系认识的较高水平。元代诗人王恽有诗句歌咏南风:“日融池面烂生红,更有南山障碧空。一夜高风浑如洗,世人说是广南风。”因为南风对于盐池意义重大,所以明代以来,风洞神一直和池神并列尊位。

历代对河东盐池的重视

公元前740年晋国铸造的“戎生编钟”(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其上的铭文记载了用晋国的盐换取南方的铜。

在春秋初年,河东的池盐已经十分著名了。公元前740年晋国铸造的“戎生编钟”,其上的铭文有153个字,记载了晋国用河东盐池出产的盐换取南方的铜,“嘉遣卤积,卑潜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载着食盐前往楚国的繁汤(今河南新蔡县韩集镇的繁阳故城)。这八只编钟就是用换回来的铜进行冶炼铸造的。这次用河东食盐换取铜料之事,在晋国的另外一件青铜器——“晋姜鼎”的铭文上也有记载:“嘉遣我易卤积千辆……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晋国用从楚国换回来的铜料分别铸造了乐器编钟和礼器宝鼎。晋国当时一次往南方运出1000车食盐,足见其产销规模很大,也说明河东的盐已经在商品交换中充当重要角色,地处淮河流域的楚国已经开始食用河东盐。后来,猗顿因为经销河东之盐,成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公元前585年,晋国准备迁都,在今晋南物色合适的建都地点。许多人都建议把河东盐池西北的“郇瑕之地”作为新都城,说这里“沃饶而近盐”,有盐利可资。但韩献子等大臣持反对意见:“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他们担心靠近盐池,百姓会弃本逐末,以盐池之利崛起的商人势力对国家的统治不利,这样才把国都迁到了新田(今侯马市)。

两汉时期,朝廷对河东盐池十分重视。西汉时,在安邑县设置盐官,管理盐业事务。西汉后期,汉成帝到河东“览盐池”。东汉时,汉章帝到安邑“观盐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北魏孝昌三年(527)十月,雍州刺史占据长安反叛,朝廷任命长孙稚前往讨伐。长孙稚没有先讨伐关中的叛军,而是先消灭了围攻蒲坂、控制盐池与叛军呼应的薛凤贤、薛修义的势力。他事后对皇帝解释说,先解河东之围,并不是以长安为缓而以蒲坂为急,而是因为蒲坂一旦失守,朝廷就会失去盐池,三军势必会缺乏供应。可见河东盐池对当时经济、军事的影响力。

到了唐代,河东盐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出现了“垦畦浇晒法”——就像种地一样,垦地为畦,将卤水灌入畦内,利用日光和风力蒸发,改变了原来的自然结晶成盐。唐代学者张守节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作畦,若种韭一畦。天雨下池中,咸淡得匀,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许坑,日暴之五六日则成,盐若白矾石,大小若双陆及棋,则呼为畦盐。”晒盐时,开始用淡水搭配卤水,由于淡水温度低,卤水温度高,卤水原来的温度得到了调整,硫酸镁、硫酸钠等杂质就分解出来形成“硝板”。盐工把结晶畦修筑在硝板上,这样生产出的盐不再发苦,而结晶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五、六日即可成盐。每年六七月份为主要产盐期。柳宗元在其名作《晋问》中描写唐代河东盐池垦畦晒盐的盛况——“回眸一瞬,积雪百里”。“垦畦浇晒法”共分为五个步骤:1.集卤蒸发;2.过箩调配;3.储卤;4.结晶;5.铲盐,所以又称为“五步产盐法”。唐代河东盐池的“垦畦浇晒法”,缩短了成盐周期,提高了食盐质量,是世界盐业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比欧洲的天日制畦晒盐早了将近1000年,反映了我国唐朝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唐代河东盐的行销地区为今天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的部分地方,有160多县。唐大历年间,全国财赋收入为1200万缗,其中,盐利收入为600万缗,河东盐池的盐利达150万缗,占全国财赋的八分之一、全国盐利的四分之一。据日本僧人智证在858年从长安到河东盐池游览时的记载,河东盐池“耕造取之,形似霜柱,其味稍涩,两京吃之”。长安和洛阳都要食用河东盐池的盐。唐宪宗时,司空图父亲司空舆在河东盐池任职,“新立两池盐法,其课倍入”。

到了宋代,河东盐池的“垦畦浇晒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二月一日垦畦,四月始种,八月乃止。”河东盐池的产量比唐代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宋仁宗天圣年间,河东盐池产量为7600万斤,供应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和28府、州、军食用。仁宗景祐元年(1034),因为河东盐池的食盐库存可以支用10年,暂停产盐三年。庆历八年(1048),河东盐池的产量达到了8250万斤。在宋代,包拯等名人都为河东盐池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史载,包拯“经度解盐,以通商贩,军国赖之”。

元代是河东盐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元代末年,主持河东盐务的官员那海德俊在盐池附近兴建了盐务专城——运城,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因盐而设的城市,今天的运城就由此发展而来。也是在元代,河东盐运使奥屯茂创建了专门接纳盐商和盐丁子弟就读的教育机构——运学,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创举。

为了保护盐池,防止有人盗盐,至迟在唐代,盐池周围就筑起了围墙。在“安史之乱”之后,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国家实行食盐专卖,在河东盐池“尽野标禁,堑川为濠”,以护卫盐池。宋代时,朝廷在盐池常驻军队,在盐池周围巡逻,称为“护宝都”。盐池周围的禁墙,最初叫“拦马墙”,有一人高,周围140多里。明代成化年间,在拦马墙外侧又修筑了2500余堵禁墙。盐池的禁墙开设三个禁门,中禁门与运城的南城门相对,东禁门距离安邑县城五里,西禁门距离解州城十里。

为了防止中条山上的水流入盐池,古人在盐池周围还修筑了很多水道,引导中条山的雨水,避免这些雨水进入盐池。主要的排水道有22条,其中最大的一条是姚暹渠。姚暹渠把夏县境内的水集中到苦池,然后再从苦池的北面引入今永济的伍姓湖,最后注入黄河。姚暹渠历史悠久,最晚在北魏正始二年(505)就存在了,这条水道不仅保护盐池,还有舟楫之利,曾被作为运河用来运盐。宋代,姚暹渠淤积严重,难以行船,河东盐的外运十分不便,于是在1026年重新疏浚了安邑至白家庄之间的渠道。

历代在盐池附近刻立了不少碑刻,最著名的是《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碑》,韦纵书,贞元十三年(797)刻立,现藏于盐湖区博物馆。碑文中记载了唐代河东盐的行销范围,“度土定食,止于中州,济于横汾。爰距陇阪,东下京郑,而抵于宛”。朝廷派遣大臣主持解县、安邑两池整修事宜,“以前詹事府司直陆位知解县池,前大理评事韦纵知安邑池”。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认为,与颜真卿年代相近而得颜体笔法的书法家有二人,一个是韦纵,另一个是胡证。韦纵书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只有《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王卓碑》等少数碑刻。其笔法用“拨镫法”,“得鲁公之筋骨”,“酷肖平原”。该碑的颜体特征明显,中宫宽绰,结体方正,气势庄严雄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韦纵《灵庆池》《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张颠《郎官石柱题名》有廉直劲正之体,皆唐碑之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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