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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军魂袁崇焕

来源:运城日报发布者:时间:2020-04-09

清光绪三十年,以“戊戌变法”名世的梁启超,曾为广东同乡袁崇焕作传,书名《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书中称:“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其实,如此隆誉并非梁公的乡谊私贶,而有《明史》为据。《明史》系清臣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等任总裁所撰,属官修史书。书中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催破,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镇守辽东多年,筑起了高大坚固的宁远城,使其成为关内的一座前沿堡垒,与二百里外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连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被誉为“金城汤池”。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万历年间进士,虽非武将,却极具胆略,好谈兵事,常以“边帅”自称。后经御史侯恂举荐,被破格擢为兵部主事。

不久,明军在辽东战事失利,朝廷欲加强山海关防守。袁崇焕单骑驰关内外巡查后,毛遂自荐说:“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能守关。”朝廷准请,超擢他为佥事,监关外军。

公元1622年,后金汗努尔哈赤率十几万大军攻宁远,城内明军只有一万余人。上峰度势危急,下令撤退。袁崇焕不听,仍率军死守,表示要“死中求生,必生无死”,血战到底。

清军炮火把城墙炸开了一道大裂口,袁崇焕身先士卒,搬石运土复填之。战斗中,他身受重创,血流不止,但他裂袍包扎,继续指挥。部下劝他退后歇息,他大声说,“区区宁远,中国存亡系之。宁远不守,则数年以后,父母兄弟,皆左衽(意为异族奴隶)矣。偷息以生,复何乐也”“吾身为宁前道,当与城共存亡”。

清军久攻不克,恼羞成怒的努尔哈赤亲临前线督战,不料竟被明军火炮击伤,没过多久便一命归天。这是后金自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后的首次惨败,以致努尔哈赤在临终前慨叹:“朕自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

宁远大捷后一年,皇太极欲为父汗报仇雪耻,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锐部队,包围了锦州及宁远,发誓要一举荡平两城,为进兵关内扫清障碍。没想到他又重蹈父汗覆辙,非但攻城不克,反而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不得不趁夜撤退。

宁锦大战,使皇太极觉得袁崇焕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于是便改变策略,绕道偷袭京城。袁崇焕闻警,即率九千“关宁铁骑”,“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赶在清军之前到达北京,在广渠门外列队以待。

以区区九千骑兵与十万清军对阵,力量悬殊,毫无胜算。但清军忌惮袁家军的威名,不敢首先发起攻击,明军又以一当十,勇不可挡。激战半天后,清军溃败,逃至运河以北,以观其变。

紫禁城里的崇祯帝闻捷大喜,特赐袁崇焕御馐及貂裘,以示慰勉。

清军撤退后,诸贝勒有请攻城者,皇太极托言不想再损兵折将,坚守不出。此前,清军俘获了明宫的两个太监,设计让他们“偷”听到了袁崇焕将作为内应,密谋“投清”的绝密消息。二人“逃脱”后,将此机密报告给了皇上。

昏聩无知的崇祯闻报大惊,降旨将袁崇焕捉拿下狱。在一帮私欲膨胀的大臣的谗言下,袁崇焕最终被处以磔刑弃市。所谓磔刑,亦如凌迟,就是肢解人体,使其体无完肤,疼痛而死。据说,当时的市井之徒,还把袁崇焕的肉买来下酒。

袁崇焕死后,他的兄弟和妻子被流放到三千里外;家被查封,但无余财。对此千古奇冤,天下人莫不痛心疾首。

崇祯误中离间计,是袁崇焕被下狱遇害的直接原因,但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根由。

以和为守,以守为战,是袁崇焕据守辽东,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后的既定方略。梁启超对此的评价是“李牧之所以破虏,羊祜之所以沼吴,名将之最上战略,往往在此点”。就是说战国时赵国的将领李牧卫疆守土,抗击强胡;晋代的名臣羊祜,出镇襄阳,收取东吴,都是用此谋略大获全胜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宁远大战中受伤死亡后,袁崇焕从稳定大局出发,即派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前往吊丧,一来祝贺新君即位,二为探听虚实。新君即为太宗皇太极,其未作他想,依礼遣使送还。

袁崇焕见时机成熟,遂写信请求和议。信中言辞恳切,喻理明义,曰:“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杀机起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开后来许多吉祥,不佞又愿汗熟思之”“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属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据《开国方略》补录)

皇太极阅信后也写了回信,虽然言语生硬,傲气十足,但因正出兵朝鲜,担心袁背后袭击,还是答应和议。

自古两国和议乃国之大事,袁崇焕事前未申报朝廷,自作主张私下和议,犯了大忌。及至和议初定,奏报朝廷,崇祯帝开始犹“优旨许之”,后却以为非计,频频降旨戒谕。而此时驻守朝鲜的大将毛文龙遭到清军攻击,力不能支,朝廷言官便把失败归咎于和议。殊不知此番和议为袁崇焕修复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赢得了时间,使其成为抵御清军的前沿堡垒。

皇太极看透了袁崇焕和议缓兵之计,去信诘问:“今将军遣使和议,又修葺城垣,潜图侵逼也?”敌方尚知中计上当,而明朝君臣却仍在胡乱猜疑。故梁启超喟然长叹:“盖崇焕议和之故,敌军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为明,殆难言哉。”

斩杀毛文龙,是袁崇焕蒙冤受戮的又一伏因。是功是罪,在当时就沸沸扬扬,争论不休。程本直在《漩声记》里,历数毛文龙的种种罪状,得出的结论是:“国人皆曰可杀,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一杀而通国快然。”而指责者的声音,总归只是:没有请旨,擅杀大将。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毛文龙到底该不该杀。

毛文龙,浙江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却逗留辽东不前。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击杀清镇江守将。因攀附上了巡抚王化贞,先擢为总兵,又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皮岛亦称东江,处于大海之中。岛上居民本是辽东的老百姓,因战乱流落孤岛。毛文龙在岛上设立了军镇,以民为兵。由于缺乏训练,没有战斗力,多次出战,都被清军打败。一次,清军潜入岛上,斩杀五百余人,尽焚房屋、粮草,造成一片恐慌。

由于位置险要,皮岛足以牵制清军,可毛文龙虽然身份显赫,却并无将才,屡战屡败,每年都要耗费大量军饷,他则趁机中饱私囊。毛文龙还在岛上招揽商贾,大量贩卖禁运物品,名义上是支援朝鲜,实际上却阻碍出塞。毛文龙的种种劣迹传至朝廷,诸大臣相继弹劾,要求罢免,却受到兵部袒护,无果而终。

袁崇焕请求朝廷派员核查毛部军饷,毛文龙有恃无恐,上书抗辩驳斥,引起袁的极大反感。再加上平时交往,毛文龙对袁傲慢无礼,数有不敬,于是袁决心替天行道,除掉毛文龙。

毛文龙系朝廷大员,兵部有奥援,且重兵在握,先奏后斩,强行捉拿显然皆不可能。于是袁崇焕如法炮制了“鸿门宴”,请君入瓮,将毛文龙处死。

“鸿门宴”上,袁崇焕历数了毛文龙当斩的十二大罪状。主要有:专制一方,不受节制;杀降冒功,欺罔圣上;克扣军饷,侵盗军粮;擅开马市,私通外藩;剽掠商船,形同海盗;驱民窃参,不从则死;投靠阉党,滥建生祠;丧师无算,掩败为功。

毛文龙被诛后,袁即下令:“诛止文龙,余无罪。”岛上军民欢呼雀跃,额手相庆。

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崇祯初闻,“意殊骇,念(毛)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接着,皇上又传旨宣布毛文龙的罪状,并将其在京城的爪牙拘捕入狱。毛文龙案就此画上句号。

这场风波虽有惊无险平安度过,但也为一帮佞臣日后攻击袁崇焕留下了口实。

当朝首辅温体仁与毛文龙同乡,衔恨袁崇焕诛杀乡党,常想为毛报仇;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袁在辽东共事,亦有私隙;大学士钱龙锡曾与袁友善,为摆脱干系自保,乃力主将袁定为逆案;魏忠贤虽已被杀,而其党羽高捷、袁宏勋辈仍在朝,他们暗中联络,狼狈为奸,相继上书,以“擅主和议、专戮大臣”加罪于袁。尤其让人气愤的是,总兵满桂为了报私怨,竟纵其部曲伪称袁兵,大掠京畿,鼓动民怨。

尽管朝中也有众多大臣为袁崇焕鸣冤,辅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上疏援救,总兵祖大寿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死,然皆无济于事,难敌反对派之强势。

袁崇焕含冤被下诏入狱,其部将祖大寿激情难捺,出京即拥兵造反。崇祯闻变,惊悚不已,急令阁部九卿到大牢,劝袁写信给祖大寿,要他勿生事端。

据余大成所撰的《剖肝录》记,朝中大臣轮番到狱中游说,先是表其功:“公孤忠请缨,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接着喻大义:“臣子之义,生杀唯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公其图之。”

为了天下太平,百姓免遭涂炭,袁崇焕抛却个人恩怨,“手草蜡书,语极诚恳”,规劝祖大寿不要与朝廷为敌。

“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遂踊跃。即日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袁公不顾个人安危,不计私人恩怨,一纸书信敉平内乱,止息干戈,其悲天悯人的冰雪情操,天地共鉴。

布衣程更生,名本直。他素仰袁公大名,曾三次求见,皆未能如愿。袁公罹难后,他四处奔波,并写下《漩声记》一书,彰显袁公定边功绩,为袁公蒙冤屈死鸣不平。他在追随袁公赴死之前,留下遗嘱,让后代把他的骨骸埋葬在袁公墓侧,碑文镌刻十个大字:“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

程本直对袁崇焕的评价与众不同,别有意味。他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隙,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举世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余大成对程本直之说亦有同感,他在《剖肝录》里说:“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能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

不唯他人如此评价,袁公也作诗自明心志:“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又云:“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诗言志,壮山河。面对如此忠国恤民的乱世砥柱,难怪梁启超连呼:“若袁督师者,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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