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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稷山县宰疫灾面前的情操与担当

来源:运城日报发布者:宁水龙时间:2020-03-31

近日笔者宅在家中,闲翻方志以度自我隔离之时光,竟从中见识了历史上两位稷山县宰在大疫大灾面前的情操与担当。

两千多年前,六国灭,四海一;废分封,行县制。由秦始皇创造的这种吏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邑之治,首决于令。正如《后汉书·百官志》所云,“(令长)皆掌治民,显善劝益,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此皆地方首长之职责所在。县官以抚民为职,称职为贤。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如遇其贤,民沾其福。此应谓一语中的,有史可鉴矣!清同治版《稷山县志》“宦绩”部分,记载了两位受人敬重的知县事迹:

明万历三十七年(1610),许州举人张思恭担任稷山知县。他“才猷明敏,发奸如神”,上任不久,当地遭遇罕见大旱,禾稼歉收,民生艰难。张思恭为此忧心挂怀,坐卧不安。他立即向上司行文报告稷邑民情,请求开官仓拨赈银解救灾民,甚至用自己的俸银先行垫补救急济穷。对无地又无业的一些“寒士”,张思恭以助学名义,创置学田五十亩,让他们就食度荒。

上司原给稷山分派的“加倍站银”,县民颇有怨言。前任知县薛承教曾就此据实向上申请减免,但没有奏效。张思恭继续苦口婆心反复向平阳知府黄道亨上报,稷山地瘠民贫,不堪重负,终于获准按照山区县垣曲的同例,豁免了此银一千两,而且永不起征。张思恭还对那些贪污公款侵占民物之胥役库吏,毫不容情,从严责罚,从而使县衙政风敦清,士民感佩不止。万历四十一年(1614),张思恭由于勤政爱民,吏部考绩卓优,擢升为延安府同知。

万历四十四年(1617),大兴举人刘三锡任稷山知县,此时可谓危难之际、多事之秋。稷境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官民疲于应付,叫苦不迭。先是从陕西流窜来一股土匪,匪首王仲元公然揭竿称王,烧杀劫掠,百姓惊恐难安。次年蝗蝻虫灾漫延,“食禾殆尽”,几尽绝收。

当此“旷野原萧条,深冬倍寂寥”(刘三锡诗句)的非常时期,刘知县处乱不惊,从容应对,一方面奏报上峰开官仓赈救灾民,又劝各地善士富商设厂施粥,“上下其笃以食,饥民全活甚众”。另一方面,他以惊人胆识和果敢手段,率兵全力迎击土匪,终于将王仲元一干匪徒剿灭。刘三锡还注意体察民情,排忧解难,扶持地方恢复生产。至今,陶梁村北枣园的那口古井传说就是刘知县当年敢于打破贡地禁忌,支持村民破土凿成的,村人赖此井水,浇禾溉树,受益颇多。后任知县薛一印,也感佩刘三锡勤政爱民之嘉风,特命名此井为“甘棠井”。

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会长沙十二县宰》七律诗云:“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语道尽官民一体,声气相通,方为吏治佳境这一道理。历史上的稷山,既有张思恭、刘三锡这样爱民如子、颇有担当和作为的好县宰,也有一些庸碌腐朽不作为甚至贪腐成嗜、惹得天怒人怨的昏官污吏。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荃全集》,披露有一件令人发指的官场丑闻。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全境遭遇历史罕见大灾荒,普通百姓饥饿难活,甚至“析骸而炊、易子而食”。但时任稷山知县王懋庚不仅麻木不仁,毫无作为,而且趁火打劫,害民肥己,劣迹斑斑,一是到任数月即行私派捐输,让县民捐款为自己修官府;二是把上司调配各县的救灾麦种银两,故意不遵旨散给至贫极苦之户,反倒散给那些无主荒地,责令村人承种,从中冒名代领,浑水摸鱼;三是遇有诉讼案件,不问是非曲直,向原告和被告两头收取罚款。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得知消息,于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初二日写了一道“特参知县疏”,上报朝廷,奏请将稷山知县王懋庚革职查办。七天之后,即十二月初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下旨将王懋庚先行革职,撤省查办。

疾风知劲草,危难看担当。唐代杜荀鹤有诗曾云“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像王懋庚这等职官,在大疫大灾危难之秋,竟丧心病狂地榨取民脂民膏,用生灵血染自己的朱红纱帽儿,有辱官体,丧失人伦,受到撤职查办,实在是咎由自取,没杀头都算是轻的!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此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闲话古代官场往事不胜感慨,畅谈当今党政壮举无比振奋人心。值此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之盛世华年,愿各级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土有责,各尽所职,上下勠力同心,攻坚克难,为国建功,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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