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主流城市形态

在街市制形成之前，中国的主流城市形态是坊市制（里坊制）。典型的坊市制，兴起于北魏，鼎盛于隋唐，是古代政府严格按照礼制、运用权力人为塑造政治型城市形态的体现，以北魏的洛阳城、唐朝的长安城为代表。

洛阳与长安都有方方正正的城墙包围着，政府再将城墙内的城市切分成若干个工整的方块，其中大部分作为居民区，叫做“坊”；个别作为商业区，叫做“市”。北魏时洛阳城，每三百步建一个坊；唐代的长安城，共有一百零八坊和东西二市。

每个坊的四周都修建了围墙，与外面的大街、大道相隔离，严禁居民翻墙，《唐律疏议》规定：“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政府也严禁居民破坏坊墙：“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坊墙如果倒塌，政府会要求坊内居民及时修复：“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

各个坊内部，建有十字型街道：“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从而将坊划分成四个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田”字。“田”字内的四个区域又各建十字型的巷、曲，如同一个小一点的“田”字。这样，一个坊被细分成十六个居住点，居民的住宅就分布在各个居住点中。这便是北魏—盛唐时期一个规范、完美的坊的细部结构，宛如一个大“田”字套着四个小“田”字。

里坊之内，居民也不得擅自开设商铺。隋朝时，隋文帝驾幸汴州（开封），“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便任命能吏令狐熙为汴州刺史。令狐熙上任后，着手整顿城市：“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令行禁止，称为良政。”向街开门、临街开铺的行为，在坊市制下是不允许的。所谓坊市制，即“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开来，唐朝的长安城内，商业区分布在城市主干道——朱雀大道两侧的东西二市。长安居民想买东西，通常要跑到东西二市。

市也是一个封闭空间，也有高墙包围，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甚至市中百货的价格，也由政府委任的市令决定。

坊市制下的城市格局，高度整齐划一，一切井然有序，就如一个巨大的围棋盘，所以唐朝诗人这么形容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显然，只有完全靠人为规划、并以强力维持，才能保持这样的城市形态。任何自发“生长”的城市，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跟坊市制相配套的是夜禁制。唐朝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每日入夜之后，长安城的街鼓响起，城门与坊门会准时关闭，“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捶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捶，坊门皆闭，禁人行”。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各个坊内，不准上街晃荡。坊外街道实行宵禁，你偷偷蹓出坊外大街，即为“犯夜”。按《唐律疏议》，“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

只有在“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的情况下，“犯夜”的行为才可免于追究。

为了向居民晓示夜禁时间，唐朝政府采纳了官员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设置街鼓，以鼓声宣告夜禁开始：“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鼕鼕’，公私便焉。”于是，街鼓敲响之后的长安城，如同当时一首“鬼诗”所描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

夜禁制与坊市制相互配合，以街鼓为同一触发机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时间的限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空间的限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纪城市的井然秩序。

唐代还有另一项限制市民长距离活动的制度：市民与商人如果要出远门，进出关津，需要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这一通行证叫做“过所”。过所之制始见于汉，魏晋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时最为完备。

唐时过所的申请程序非常繁复：首先，申请人要请好担保人，向户籍所在地的里正说明出行的目的、时限，请里正向县政府呈牒申报；县政府收到申办过所的文牒之后，要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凡服力役期限未满或犯罪之人，不得申请过所：“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皆不合辄给过所”。审查通过之后，县政府再呈牒送州政府的户曹审批。户曹逐项核查无误，才会给申请人发放过所。

过所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档备查。过所上面详细写明：出行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和籍贯；随行人员（如亲属、奴婢）的姓名、年龄、籍贯、数目；携带物品（如牲口）的名称、特征与数目；出行的时间、目的地；担保人是谁；离乡后本户的赋役由谁代承。经过关津、州县、军镇时，官府都要勘验过所。没有过所的人，不但不得通行，还会被抓起来；有过所、但过所登记的信息与持有人现状不符者（比如说，过所登记的马匹是三匹，但实际上你携带了四匹马），也不予放行。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