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馆行业的巨大发展

唐朝是古代旅店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迅速恢复了向皇帝朝觐的制度。由于天下方定，各方建设刚刚徐徐展开，外地来朝觐的官员来长安后只得暂时住在接待商人的客坊里，很多官员为此纷纷埋怨朝廷礼遇欠周。唐太宗闻知后立即下诏，令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邸第三百余所”，建成后李世民还亲往察看。

在唐代，有两种“国宾馆”，一曰鸿胪客馆，归主管外事接待、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主要招待外来使臣。二曰四方馆，归三省六部之中书省管辖，当时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四方馆。

随着唐朝经济的繁荣，民间馆舍也更加兴旺。豪富之家多设馆舍，以待往来。“旅馆”一词也大量出现。《太平广记》记载，岐州富人王祐所开设的私家旅馆能够容纳千人食宿。定州富人何名远更是财大气粗，他沿着驿站开设旅馆，让那些不能住驿的行人都进自己的店舍。

随着唐代旅馆业的兴盛，旅馆开始显现出“馆”与“店”的明显区分：馆通常指较大的宾馆，其中有公馆，也有私馆。驿站中还设有驿馆。而“店”多由民间自办，因此食宿设施不尽相同。当时，有的大旅店兼营其它业务，如对外开设餐厅、安排货栈寄存、售卖各种商品以及兑换银钱，这种大旅店又叫“邸店”，带有食宿与商业结合的意味。《太平广记》记载了汴州（今河南开封）的“板桥三娘子店”，店里有几种类型的房间，大房间可供几人同住，三娘子做烧饼供应客人早饭，并出租驴畜。这是一家典型的中小级别的旅店。还有的小旅店不负责提供饮食，但在房间内备有炉具，由客人自己做饭。如《虬髯客传》说李靖等人下榻“灵石旅舍”，自己动手煮肉，并外出购买胡饼。

另外，由于唐代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除了国家建的供各国使者的馆舍，在一些商业城市，还有私人的“对外宾馆”，比如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的“新罗馆”，就是专门接待新罗（唐时朝鲜半岛国家之一）客人的馆舍。

当时，遍布全国的驿站和候馆（宾馆）和人们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在唐诗中也可见一斑。李白“临驿卷缇幕，升堂接绣衣”、孟浩然“野馆邻鲛室，人烟接岛夷”以及韩愈“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等诗句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驿站以及旅馆业的兴旺景象。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