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浓浓乡愁事事问

□阎凤梧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

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

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

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

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

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

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

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

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这首诗当作于唐初作者在长安任职时。题中“乡人”，不知何人。《全唐诗》卷三十八有朱仲晦的《答王无功问故园》，用一连串的回答，应对王绩关于故乡的一连串询问。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六句诗三个转折，写出了感情的波澜起伏。“不知回”并非不想回，而是思乡之情处于潜伏状态，当门前忽然出现了故乡来人的时候，潜伏在心底的思乡之情便被激发了。这是第一个转折。感情激发起来之后，呈现出一种悲喜交加、以悲为主的情态，彼此都激动得皱起眉头，涕泪俱下，紧紧地握着对方的双手。握手这个动作，既表示对友人的亲爱，更表示对故乡的亲爱，因为友人是从故乡来的，他带来了故乡的全部信息，见了他就像见了故乡一般。这是第二个转折。悲痛之余，破涕为笑，一同衔杯畅饮。这是第三个转折。三个转折把久居异地忽见乡人的情感变化、动作姿态，写得真实生动，如在目前。

“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先问人的情况。“殷勤”“屈曲”，极言问得情意恳切，详尽周到。对朋旧用“殷勤”，强调情意诚挚恳切的一面，如问大伯年岁大了，身体还好吧？三叔还是那样开朗健壮吧？对童孩用“屈曲”，强调询问详尽周到的一面。对象不同，询问的侧重面也有所不同。尽管对朋旧也可以用“屈曲”，对童孩也可以用“殷勤”，所谓“互文见义”，但对大人总不必问得特别详尽，细大不捐，而对小孩子却可以如此。如问：狗小子长大了吧？长得可有桌子这般高了吧？小妞儿还吃奶吗？还流鼻涕吗？这就是所谓“屈曲”——不计琐屑，细微之处都要问到。这是人之常情，大人对孩子的关爱，总是特别细心的。

“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问过人的情况，再问园林情况。一句一问，句句紧跟，不容自己喘息，也不容来人回答。明为提问题，实为借提问题表达对故园的关切心情。这些问题已经在脑子里盘绕反复了多次，蕴藏在心中多年，一见故乡来人，便情不自禁地喷涌而出，问得来人不可招架。这样絮絮叨叨，急急切切，看似烦琐，却正好表现出诗人思念故乡殷切关爱、无微不至的心情。点点滴滴，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大至园林，小至一果，都要询问到，检点到，非爱之深、念之切，是不会有这种举动的。“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我这颗羁旅之心迫使我只管要问你，你快回答我，不要迟疑！先表白自己的心情，再提出要求，一副命令的口气，仍然是一种急迫的心情。朱仲晦在《答王无功问故园》一诗中回答了他的询问：“我从铜州来，见子上京客。问我故乡事，慰子羁旅色。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朋游总强健，童稚各长成。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独子园最古，旧林间新坰。柳行随堤势，茅斋看地形。竹从去年移，梅是今年荣。渠水经夏响，石苔终岁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

“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朱仲晦看懂了王绩的诗，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既然在长安混不下个样子，随即驱车回乡，表示要赶快回到故园的河滩地里（下泽东皋），采摘与品尝故园的野菜。久居他乡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在外人看来不起眼的野菜——白蒿、苜蓿、香椿、苦菜、蕨菜、荠菜、桔梗、水芹、小根蒜、马齿苋等，在游子心目中则是清爽可口的美味佳肴。“去剪故园莱”，不只是口腹之欲，更是一种精神慰藉。在这里，朱仲晦与王绩两位诗人彼此相知很深，双方心灵契合。王绩的诗询问得详细，朱仲晦的诗回答得具体，可谓前后映照，珠联璧合。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把王绩的这首诗与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加一对比，认为：“王维仿佛把王绩的诗痛加裁剪，削多成一，像程正揆论画所说‘用减’而不‘为繁’。”钱先生还引证程正揆的画论：“画不难为繁，难于用减，减之力更大于繁。”“弄一车兵器，不如寸铁杀人。”我觉得钱先生对王维的诗褒扬有加，而对王绩的诗则贬责失当。王维的诗固然“有悠扬不尽之致”，而王绩的诗却也有痛快淋漓之趣。只要繁减得当，都不失为佳作；若认为减就一定比繁好，便失之偏颇。王维与王绩的诗，正如钱先生所言，题材完全相同，但处理方式不同。王维用五言绝句，这种短小的形式，不允许有更多的铺陈，而必须加以高度提炼，集中表现他最关心的、有代表性的一点，其他内容留给读者去想象，所以能收到悠扬不尽的效果。王绩用古体长诗，这种长短不拘的形式，允许有更多的铺叙，所以能收到痛快淋漓的效果。但是，允许尽情铺陈，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进行艺术提炼。王绩的诗繁而得当，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都是久居他乡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远远不止这些。经过诗人的剪裁功夫，只选了有代表性的几种，并不是生活现象的烦琐罗列，更不是老太婆的喋喋不休，家庭妇女的翻箱倒柜。艺术描写的或繁或减，要受文学体裁的限制，同时也受诗人个性、气质的制约。王维的生活富裕悠闲，欲官则官，欲隐则隐，对家乡的怀念并不十分急切，所以他问绮窗前的那一枝寒梅，感情是闲适飘逸的。王绩的处境则不然，他厌恶官场生涯，却长期徘徊于归隐与出仕之间。心情越是矛盾，越是思乡心切；越是思乡心切，便越是问得周详，心情是急迫而激动的。由此看来，不顾多方面的具体因素，硬要把两首诗比个高低，在方法上过于简单，其结论就比较片面了。当然，这绝不是说相同题材的作品不可以做比较分析，比如晚唐无名氏的诗：“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居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因袭前人诗句，毫无艺术独创；而且说繁不繁，说减不减，既没有王维诗的悠扬不尽之致，又缺乏王绩诗的痛快淋漓之趣，算不上什么好诗。这首题为《问来使》的诗收入《陶渊明集》，但陶渊明诗选从不选此诗，可见不是好诗。从清末郑文焯开始，一直有人认为此诗是伪作。

（本文摘选自《漫卷大唐诗》，阎凤梧著，三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