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教我怎样做人

父亲离开我有30多年了，但他严格教育我的事却让我难以忘怀……

（一）

父亲把我的上学当成了家中头号大事。

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到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便这样，父亲仍然坚持让我上学。一次，我患了水豆痧，满身红晕，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爸爸见我不能上学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是请游医，又是求神灵，但都不太见效。这时，有人讲了一个刮痧的偏方，父亲立马就找来铜钱，让妈妈到灶房倒了些小油，然后用铜钱蘸小油，与妈妈替换着在我的身上和胳膊上刮来刮去，反复刮了几天，几十次，我的病才渐渐好转。我生病那些天，父亲什么都不干，专门待在家里招呼我。

又一次，天下大雨，巷里水深，我无法去学校。爸爸看到后，立马脱掉鞋袜，挽起裤腿，戴上草帽，把我背着送到学校。第二次下雨，爸爸不在家，妈妈让我穿着棉鞋踩雨、提着单鞋上学。爸爸知道后，立马在家里找了两块木板，串上麻绳，做了一个“雨具”。后来，供销社里来了雨鞋，爸爸就借钱给我买了一双。

（二）

父亲爱我，但越爱就要求越严。

一次，妈让我到村西地里给看瓜的爷爷送饭。回来时，我见一块棉花地里有不少日本南瓜，便顺手摘了一个。爸一见，当即追问：“从那里摘的？”我骗他：“是从咱家地里摘的。”爸一听火了：“咱家地里根本没种这号南瓜！”妈连忙跑过来，说：“不就是一个小南瓜吗？以后不摘就是了。”爸爸却越发认真起来，数说我妈说：“小时不补，大了吃苦！你这样性惯他，不是爱他，而是害他……”我只得坦白了事情的经过。父亲这才静下心来，给我讲了不少道理。就在我满以为烟消云散要离开时，爸爸“命令”我：“去，把南瓜给人家送去！”

爸爸的话让我的脑袋一下子炸了。因为去送瓜要经过两条巷，正是下晌时，满巷都是人。妈妈也急了，忙和爸爸吵：“孩子知错就行了，怎么还要送回去？娃以后还在巷道走不走？”爸爸这次没发火，但更为严肃地说：“正是为了他能堂堂正正做人，才要他把这件事铭记在心。”

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我先后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县级）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县级）政协秘书长等职，我都力争做个干干净净的人。

（三）

1971年10月，县核心小组派我到王范公社担任党委书记。那时我才31岁，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公社书记，地区还让我代表这个层面参加了省党代会。而我担任王范公社书记后，父亲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

为了监督我好好为农民服务，我担任公社书记两年后，父亲竟然“微服私访”我。他特地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来回走跑了180里路，来到王范、下马、刘村庄等村。

那是1973年秋的一天，我刚从地里回来，王范六队一位社员风风火火跑来向我报告：“我队来了个老头子，到处打听你在这里的表现，不知要干什么？”正说着，又从下马和刘村庄跑来两个队长，同样也是说这事。

我正纳闷着，父亲突然掀起门帘走了进来。那三人不约而同指着我爸说：“就是他，就是他！”我忙说：“这是我爸。”大家这才惊讶地互相看着。

爸这时也看出了他们三个到我办公室的来意，忙解释：“我怕娃不好好为咱农民办事，才悄悄打听他在这里的表现哩！”

大家听了，不禁肃然起敬。

“严是爱，宽是害。”父亲的严，不仅成就了我的学业、事业，更重要的是教我学会了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有道德有知识的人，为国家出力为人民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