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全书》出版发行的背后

贠创生

★（一）★

运城是关公故里，关公文化博大精深。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担任运城地区地方志办主任时，时任山西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孙安邦（万荣人，已故）就曾和我探讨过编纂弘扬关公文化方面的书。2000年9月我退休，此时孙安邦总编亦从原职务上退休，数次专程来运城，约我及运城学者孟海生、宋万忠等同志，再次商讨搜编一部弘扬关公文化方面的书。

受孙安邦总编的启发，我开始考虑该书的搜编，初步定名为《关公全书》。2003年，我起草拟定《关公全书》的编纂说明，列为15卷，预计300万字。2004年6月，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召开会长常务扩大会，对我所拟定的《关公全书》编纂说明（即提纲）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弘扬关公文化的一件大事。但后来因经费原因，事情暂时放下。

2013年上半年，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运城市委、市政府牵头，两次组织安排了解州关帝庙关帝圣像巡游台湾全岛以及福建等地，再一次掀起信奉和崇拜关公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我萌生了组织并继续完成《关公全书》的编辑和出版愿望，并得到原运城地委秘书长、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老会长董占锁同志的支持。2013年8月，我在2004年所拟定的《关公全书》编纂说明基础上，增加“关公祖庙圣像巡游”和“关公书画颂”两卷，除图片外，总体规模预计超过300万字。

2013年，征得董占锁会长同意，我以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名义，向时任市长王清宪呈上“关于解决《关公全书》编纂启动经费的请示报告”。11月5日下午，王清宪市长参加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的《运城市志》“人物卷”和“艺文卷”初稿编纂研讨会，我和董占锁会长亦应邀赴会，利用会议中间短暂休息之机会，将报告呈给王清宪市长。

11月26日上午，副市长陈竹琴约我和赵参军（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到她的办公室，向我们传达了王市长的批件，其内容是“竹琴同志，编纂《关公全书》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请你认真抓一下此事，听一下文化研究会的意见。同意政府支持20万元启动资金”。王清宪市长11月8日对我们呈写的报告就给予了批复。根据王市长的批示，我和赵参军同志即向陈竹琴副市长汇报了编纂《关公全书》的设想，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二）★

经过紧张筹备，《关公全书》编纂启动会议于2014年3月15日召开。参会者除热爱并熟悉关公文化的运城学者，如冯建国等十余位同志外，还有《人民日报》王义堂，山西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孙安邦，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运城市委原书记黄有泉，解州关帝庙文管所所长卫龙、副所长傅文元等。大家一致认为编纂该书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会后，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孙安邦、贠创生、赵参军、叶予青、冯建国、王麟、宋万忠、景惠西、薛起珠、任国成、赵波、关新刚、张培莲、裴川石、张建群、马志刚16位同志，为编纂《关公全书》的学者人选，分别承担有关卷（编）搜编。

2014年4月召开《关公全书》编纂者第一次会议，将其中的卷（编）分解到每位学者。同年5月，我们又拟定了编纂《关公全书》的凡例，分为编纂宗旨、搜编范围、框架结构、文字表述四目。《关公全书》的搜编，从筹备到启动，再到实施编纂，逐渐进入正式轨道。

因资料短缺，每一位编纂者都把自己收藏的有关研究关公的资料书贡献出来，孙安邦同志就无偿献出十余本关公的各种资料书籍。卫龙、傅文元等同志，亦为编纂《关公全书》提供不少资料。通过参阅这些资料性书籍，编纂《关公全书》的各位学者初步解决了资料短缺的这一难题。

关公的忠、义、仁、勇人格形象精神，早已辐射到中华大地乃至海外华人居住区，成为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向国内外提供一部全方位多角度、真实记载弘扬关公精神的史料性巨著，我们颇有压力。大家知道，要编好这部书，立意要高、要广、要远，立足点要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能使国内外热爱关公文化的学者，以及民间广大关公信众所接受。

为了扩大视野，丰富编纂思路，我与赵参军、叶予青、张培莲等同志于2014年6月4日至13日，先后同福建东山著名关公文化研究专家刘小龙，东山关帝庙文管所刘桂生、陈少华、徐淩；湖北省当阳关帝庙文管所刘久兵、黄洁，当阳文物局负责人周勤；湖北荆州关帝庙文管所杨祖国、夏循涛，荆州关公文化研究专家浦士培；河南赊店关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苟义全，副会长魏从敬、时磊、邰遂中，社旗关帝庙（又名山陕会馆）文管所所长郑国伟；许昌灞陵桥关帝庙文物管理处主任王跃东，春秋楼文物管理处主任黄越；洛阳关林文物管理处郭挺彩、刘路、寇莹等专家学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其间，他们还向我们一行无偿提供了不少研究关公的各种版本书籍及相关资料。如明代河南孟津王铎著《关帝世家》，刘小龙《海峡关帝传奇》和《海峡关帝百像》，鲍华《三国当阳》《长阪坡》《关陵匾额联注释》，马炎心《关公关庙与许昌》，2011年《海峡两岸关公文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12年中国荆州《国际关公文化学高峰论坛论文汇编》等。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外出取经和咨询活动中，解州关帝庙文管所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便捷的条件，为我们取得良好的效益和成果提供了保证。

★（三）★

2014年9月，全国关氏宗亲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在运城召开。借此机会，赵参军以《关公全书》编辑组名义，拟就了“关于编纂《关公全书》的启事”，发给与会的每一位关氏宗亲。接着，我们还建立了《关公全书》编纂的网页，利用解州关帝庙文管所网站，向海内外发布征集编纂《关公全书》的资料信息。经过努力，全国众多关帝庙文管所、研究关公文化的相关团体，以及热爱关公文化并有相当学术成就的一些学者，对编纂《关公全书》这一鸿篇巨制，寄予了厚望，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给予了支持，作出了贡献。

2015年9月18日，编纂《关公全书》的主要发起者孙安邦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承担本书的编纂人员，除张建群、马志刚两位同志外，其余皆为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同志。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年逾古稀，还有的已年届八旬。这些老同志，自2014年4月接受任务后，在没有统一办公地点，没有电脑打印设备，以及必要的服务条件等情况下，主动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倾注全部精力，搜编整理资料，不厌其烦，殚精竭虑，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细致修改，做到了尽职尽责。

其间，我们先后召开了多次编纂人员会议，听取汇报，交流经验，解答难题，催促加快进度，促成了《关公全书》初稿科学合理和成功的汇编。至2015年12月，在原《关公全书》设置15卷加图1卷的基础上，调整为14卷加图1卷，由运城市红韵印务有限公司全部打印装订成册，共计400余万字。

2017年年初，所有编纂者又集中数次对初稿修改提了一些意见。同年4月初，我们对《关公全书》篇目又重新修订。带上重新拟定的篇目和修改意见，4月25日至30日，我们先后到河南洛阳关林、许昌灞陵桥关帝庙、许昌春秋楼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关帝殿；湖北当阳关陵、当阳玉泉山关帝庙、荆州关帝庙、荆州关帝义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我们亦先后同洛阳关林、许昌灞陵桥关帝庙、许昌春秋楼关帝庙、许昌博物馆、许昌智慧学校、社旗山陕会馆、湖北当阳关陵、荆州关帝庙等单位的同志进行座谈。他们对《关公全书》的编纂和修改，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宝贵意见，还赠送了对编纂《关公全书》很有参考作用的资料或书籍。从5月1日开始，《关公全书》所有编纂者，集中1个月时间，闭门对所承担的卷（编）再一次进行认真修订，补正纠错，删繁就简，至5月25日，《关公全书》第二次修改稿完成，含图片、引言和内文14卷，共计400余万字，又全部装订成册。

★（四）★

在运城市古籍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永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2018年年初，全部改为繁体竖排、装订成册的《关公全书》样稿，由马永刚推荐，送交中州古籍出版社审核准备出版。同年7月3日至4日，中州古籍出版社副总编马达一行专程来运城，同有关编者进行对接座谈。会后，中州古籍出版社给我们寄来了《关公全书》编辑修改意见的书面材料。

依据该意见，《关公全书》除引言、凡例和图片外，又调整为关公传略、关公史志、关圣氏族、关公戏曲、诗联关公、关公碑刻、关公传说、天下关庙、关公研究、关公崇拜、圣像巡游、书画关公、附录等13卷格局，并特邀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三晋文化研究会原会长、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玉明为该书写了序言。其间，《关公全书》所有编纂者，对自己所承担的卷编，按照中州古籍出版社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又进行了必要的修订。至此，《关公全书》的出版，进入实质性阶段。

2019年3月6日，我同赵参军、叶予青、马永刚，在河南郑州与承担《关公全书》终审的马达等同志，就该书出版前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对接座谈。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基本肯定了《关公全书》终审稿的框架结构，认为已基本达到了出版要求，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今年4月26日至5月4日，我同赵参军、叶予青、宋万忠、王麟、景惠西，又集中用8天时间，对《关公全书》终审稿逐卷、逐篇、逐段、逐句进行了审校。之后，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又对我们递交的审校稿，逐句审了一遍，方于6月初交给运城市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开始印刷。

《关公全书》从初稿完成，到二次修改稿定稿，先后两次装订成册，后又改为繁体竖排，又装订成册，并送交中州古籍出版社审核，直至今年9月初付梓问世同社会见面，且仍达400余万字，附图片300余幅。

《关公全书》是相对的“全”，从横向和纵向方面，不可能没有遗漏之处。另外，因编纂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讹亦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