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津渡铁人：多元文明交融的生动写照

□尉会萍

岁月流转，退休已是一载春秋。作为曾经的文博工作者，我总想用笔墨记录永济这片土地上的文物风华。今日，且让我从蒲津渡说起——那处我守护近20年的文化圣地，及其四尊承载着千年记忆的铁人。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位于永济市西南17公里处的黄河东岸，犹如一部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厚重史卷。2001年，这片沉睡的土地被唤醒，荣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籍记载，春秋鲁昭公元年（前541），秦公子鍼于此造舟为梁，比其船而渡，开创了蒲津浮桥之先河，自此秦晋之交有了通途。

从春秋至隋，蒲津渡屡建浮桥，然多为临时之设，常随战事起落而建毁。直至大唐开元十二年（724），兵部尚书张说向唐玄宗上书曰：“蒲津桥绠断航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不罄供费。津吏成罪，县徒告劳，以为常矣！”玄宗闻奏，当即决断，遂开启这场流传青史的工程壮举——河东河西各铸四尊铁牛、四位铁人、铁山及七星铁柱，构筑起举世罕见的浮桥锚固系统。

在这组盛唐遗珍中，最动人心魄者，当属四位伫立铁牛之侧的铁人。他们不是冰冷的金属造物，而是凝固的历史，是多元文明交融的生动见证。

西北方位的首尊铁人，体魄雄健，头戴斗芭，面容轮廓深邃。其高耸的鼻梁、凹陷的眼窝，恰似从丝绸之路上迤逦而来的回纥商旅（今维吾尔族先民）。东北方位的第二尊，虽身形不甚高大，却姿态彪悍，粗犷发髻以长带束之，双手提握，俨然草原牧人形象，疑为突厥部族之写照。西南第三尊，发辫精巧，臂箍鲜明，颇具吐蕃（今藏族先民）风韵。

而东南方位的第四尊铁人，则展现出典型的大唐气象。让我们细细品读其服饰之美，头戴前踣式幞头，身着襕袍，是为文官形制，却无豹尾佩饰。其襕袍领口尤见匠心——左领翻折于前胸，右领翻折帔于后背，腰间系带，袍的前襟掠起掖在左侧腰间，襟角垂于左腿外侧，右袖脱出斜拢掖于右侧腰间，正是盛唐时期流行的半臂袍式。袍内着无领内“背子”，亦称半臂。值得注意的是，铸造时遗留的范缝常被误认为翻领，实则此类服饰在各地博物馆馆藏的胡人陶俑中屡见不鲜，正可见唐代服饰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细察四尊铁人的服饰纹理，前三者皆袒胸赤膊，下束围裙，恰如唐代劳动者“赤上臂、下身着简单围护布裙”的真实写照。此形象与金代翻刻的《重修政和澄类备用本草》描述的山西“解盐”生产情况相类似，其中就有戴幞头、赤上臂、下身着简单围护布裙的盐工在担盐、抬盐。元代《宝宁寺水陆画》中的胡人形象，也与铁人相互印证。而第四尊的服饰繁复精致，与戴令言墓出土俑、李重润墓壁画所见唐服如出一辙，既显露出侍从人员的身份特征，又展现出唐代服饰文化的包容并蓄。

诸铁人之容貌特征，实为盛唐民族交融之生动写照。其面相轮廓分明，眸深若星，眉峻如山，鼻梁挺拔如悬胆，唇丰颧耸，展现出与中原汉人迥异的异域特征。这些特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唐代“四海一家”民族政策下的具象呈现。成为唐代社会特殊的文化符号，为盛唐文明增添了独特的异域风采。

今人立于蒲津渡遗址，但见四位铁人依旧保持着策牛固桥之姿。他们跨越时空的对话，恰似盛唐气象的微缩景观——那个兼容并蓄的黄金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在此和谐共处，共同构筑着中华文化的壮丽图景。从回纥的豪迈、突厥的彪悍、吐蕃的神秘，到大唐的雍容，每一尊铁人都是一个民族的代表，每一种服饰都是一段文化的记忆。

黄河水滔滔东去，铁人默默守望千年。他们不仅是唐代工程技艺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永恒象征。千载光阴流转，这些铁人的身躯依然在诉说着，真正的文明，从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异彩。蒲津渡的铁人，以其沉默而坚定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民族融合的永恒魅力——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始终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共同书写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