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与关公“崇宁真君”封号

杨孟冬

（一）

北宋有个皇帝叫赵佶。我们读古典名著《水浒传》，里面那个皇帝就是他。他是北宋第八位皇帝，在位25年，庙号徽宗，后世评价：“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说他“诸事皆能”，当然是肯定他是个能人。尤其在文化艺术领域，他有着近乎“天才”的表现。在书法方面，他是“瘦金体”的创造者；在美术方面，他是文人画的领军者。他不但自己喜爱书法和绘画，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宫廷艺术机构——翰林书画院，广泛吸纳丹青国手，把书画家推到了很高的位置。

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南下时，他在惶惶不安中把皇位传给了长子赵桓，自居太上皇。后来，他和赵桓都被金朝俘虏到了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尽管受尽侮辱和折磨，他仍然坚持写诗作画。不过，这时候他已是满目绝望：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最终，在悔恨、哀怨、凄凉中，他染病而亡。

宋徽宗不仅能书善画、喜爱书画人才，而且是一个无比虔诚的道教教徒。史家说，他是北宋继宋真宗之后第二个崇道若狂的皇帝。执政期间，他编造“天神下降”神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同时大兴土木，建造宫观，设立道学，优宠道士，编修道史。如此兴致，使他基本忘了他是一国之君，只顾自己痛快地享受“逍遥道仙”生活。

当然，和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发动的“灭佛运动”相比，他把道教作为国教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残酷和无情，而是颇具人性化的特点。他只要求天下佛寺、僧尼改头换面就行。如此，佛寺全都挂上了宫观的牌匾，僧尼全都挽起发髻穿上了道袍。甚为严格的是，佛教经籍不能再次出现，大宋王朝只准设立道经的讲坛。

“家天下”时代，意识形态过激一些实属正常。但是，宋徽宗疏于或者说是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那他的王朝势必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泥沼。他虽然有着这方面的警觉，却没有理性地去应对。单就他频繁更换年号，即可看出其经营的帝国一派粉饰太平的气象。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的“炎汉盛唐，孤秦陋宋”观点，可说是点到了北宋的死穴。丑陋的社会现象，必然弊病百出。这时候，总有人会挺身而出，对腐朽的统治表现出强烈不满。宋江、方腊发动的农民起义，就是宋徽宗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影。

其实，到了宋徽宗执政晚期，即使没有轻视对外部势力即金兵入侵的防范，就凭北宋孱弱的军事力量，自然也是不堪一击。事实是，面对金兵的强势来攻，汴京的城墙就像栅栏一样。更可悲的是，北宋王朝竟然没有一个殉国的将领。就连宋徽宗和宋钦宗，都没有做出不愿沦为阶下囚的壮烈举动。细梳北宋的军事史，可歌可泣的只有杨业忠心报国的感人事迹，填补了这一可悲的空白。

（二）

尽管宋徽宗赵佶“皇帝”做得很不景气，但在其尊崇道教的同时，把三国蜀汉大将关羽推上神坛，还是值得肯定的举动。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偶像崇拜，都需要道德模板，都需要精神高标。如此，才能强化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在宋徽宗执政的25年里，共用了6个年号，分别是：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其中，我们得着重说一下“崇宁”这个年号。崇，本意为山大而高；宁，本意为安宁。司马迁《史记》云：“明道德之广崇。”此处之“崇”，即高大之意。东汉张衡《东京赋》云：“建明德而崇业。”此处之“崇”，即兴盛之意。而“宁”则与“靖”相连，意为社会秩序安定。如此，“崇宁”在这里即社会高度兴盛安定之意。但是，这时候北宋的社会秩序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实际状态呢？

宋徽宗的皇帝之位，应该说来得特别偶然。在此之前，他的兄长赵煦是皇帝，即宋哲宗，9岁登基，虽以“元祐”为年号，但一个幼童还不具备处理朝政的能力。于是，皇太后高氏便代替他“垂帘听政”。在这个特殊时期，朝廷上下却因“变法”而党争不断。高氏出于对小皇帝的呵护，就对力行新法的派系人物进行政治打压。直到8年后高氏病死，宋哲宗才得以亲政。

由于心理受到长期压抑，他一上台即改年号为“绍圣”，并急不可待地改弦易辙，以章惇为宰相，对“元祐党人”进行全部贬斥。可惜的是，他的政治理想与实际能力差距很大，在政治策略的制定和运用上，大多都是纸上谈兵。如此一来，新党与旧党的争锋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烈。加之，西夏和辽国虎视眈眈、屡屡来犯，使他疲惫不堪，最终郁闷成疾，24岁便驾崩而去。

因他没有子嗣，皇帝之位由谁来继承，即刻就成了燃眉之急。在此情况下，又有一个女人站了出来，这就是向太后，她说“先帝尝言，端王（赵佶）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尽管章惇提出了异议，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众朝臣却没有一个敢于应和。就这样，宋徽宗顺利地继承了大统。

宋徽宗即位后，取年号“建中靖国”。建中，意为发展中的北宋王朝。靖国，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也”。靖，意为安定。靖国，当然就是使国家安定的意思。其用意，大有一番政治抱负。可惜这个年号仅仅用了一年，取代它的便是“崇宁”。

对于宋徽宗365天的“靖国”，后世不置可否。但他继位为君的第二年，就改年号为“崇宁”，显然是心里急切了些。纵观他25年的执政表现，其渴望国家安定兴盛却极力以“粉饰太平”来障人眼目取得心理上的安慰，当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这样说，他把年号更换为“崇宁”的当年，就有些昏昏然而谋“声色艺”的精神生活了。而“声色艺”的基础，必须得有安定的社会气象来保障。如此，他便费尽心思地用意识形态来为他的“精神享受”构建一种支撑。于是，他想到了他的祖上宋真宗，对道教崇拜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皇家接力。

（三）

正当宋徽宗苦于心计寻找精神支撑的时候，解州（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官员奏报“解池水溢，课辄不登”，立即就激起了他的兴趣。如此，他隆重召见了道士徐神翁。徐神翁说：“此乃妖蛟作怪，需龙虎山天师除之。”此时的龙虎山天师，已是第三十代传人张继先，其9岁嗣位，被宋徽宗召见时只有13岁。宋徽宗好奇地看着少年模样的天师问：“真仙住在龙虎山，可曾见过龙虎？”张继先气定神闲地说：“山中老虎常见，唯独今天才见到真龙！”宋徽宗大喜，急问：“解池出现妖蛟，真仙能用神通治否？”张继先听言，即在铁简上画了一道符，吩咐弟子与朝廷特派官员一同前往解州，将此符放置于盐池岸堤崩塌之处。

此事，多种史料均有记载，民间传说也是神乎其神，大致是：半个时辰后，解州盐池以上电光劈空，震雷轰鸣，白昼如晦，隐约间只见一位神将自东边提刀跨马而来，随即狂风大作，势若沙场交兵。正午时分，天光初开，只见盐池一片血红，有妖蛟被碎尸其中。

宋徽宗得此消息，便追问张继先：“真仙除妖，请来的是哪位神将？可否让朕一见！”张继先答：“此乃战神关羽也！”说完，便施法召唤，关羽随之现身。当时，宋徽宗正在验看新铸的“崇宁重宝”，就兴奋地对关羽说：“我用此重宝之名，封你为‘崇宁真君’！”这一年，是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

就这样，宋真宗当年的“解池斩妖”再次被宋徽宗利用和神话。其实，宋徽宗在启用“崇宁”年号时，就将目光锁定在了关羽身上，曾敕封关羽为“忠惠公”。“解池斩妖”后，关羽被敕封为“崇宁真君”，距他去世已经883年了。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候关羽的进位和授爵具有浓重的道教色彩。其身份，当是道教领域的护法神祇。

之后，宋徽宗采纳朝臣提出的军事意见，延续祖宗“欲破辽国，先平西夏”策略，开始着手收复河湟（今青海省、甘肃省黄河和湟水流域）地区。实不想，此举竟捅了马蜂窝，致使宋夏矛盾急剧恶化。而两年后金国的崛起，又打破了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局面。以北宋疲软的军事实力，只能是苦果自吞。

说宋徽宗不务一点儿政事，倒是有些冤枉人家。为了做好军事应对，他又一次把“崇宁真君”关羽请了出来，期望其彰显神通“护国佑民”。因而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再次敕封关羽为“昭烈武安王”。关羽由公而君，由君而王，从此时起被卸去身上的黑色道袍，成为北宋王朝的“护国”之神。宋徽宗如此礼遇关羽，实属国家高层出于江山社稷安稳的考虑。将关羽作为“战神”并进一步渲染，是对侵略势力进行一定意义的精神削弱，以此来加大皇权政治的统治力度和国防安宁。

15年之后，即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北宋已是内忧外患。宋徽宗为求得关羽神灵的护佑，确保江山社稷安定永固，再次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将“昭烈”改为“义勇”，其用意无外乎两点，一是号召国人都做“仗义之民”，二是以关羽的神勇鼓舞士气，从而达到国防安稳、国家安定。可惜的是，北宋自赵匡胤伊始就有意识地弱化军事，加之后来的诸位皇帝不改祖宗之法，治国能力非常不强，到宋徽宗时又表现得甚是明显，继而等到强势的金兵凶猛来攻，立刻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宋徽宗和宋钦宗，虽然都成了北宋的历史罪人，但他们执政期间对关羽进一步神化，并将其作为稳民心、抗侵略、保社稷的“精神之伞”，还是值得重视的。毕竟，关羽走向神坛他们起到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