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导师畅谈阅读与写作（上）

朱弦三叹

读过《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书写马克思的三种方式》一类文章的朋友都不难体会，我喜欢“三”这个数字。“三足鼎立”表明了“三”的稳定性。我喜欢“三”，主要是基于感觉递进的意义，也不乏对“三足鼎立”的信赖。譬如读书需要读三遍，读到第三遍才真正有所印象。

因为书名或别的缘由，一本书突如其来地映入眼帘，此前漫不经心的态度遂一改而为恭敬，对作者对文本，也是对历史对文化。小心地把书捧在手中，像是教徒捧着经文。过于虔诚，就对自己的资质发生怀疑：我能读这样的书吗？我的阅读会不会让作者觉得委屈乃至受到侮辱？但愿望迫切，急不可耐，想急急忙忙地了解究竟，把握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美妙。囫囵吞枣，顾头不顾尾，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第一遍阅读时，这是很普遍的经验。为某个词感慨，为某个意象感动，为某个情节莫名其妙地感伤，或者击节叫好，或者哑然失笑。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事。

除了说好，好，就是好，一遍读后合上书，我没有更多的字词来表达心情。词汇是我的弱项，词汇贫乏是我的一大缺点。第一遍读后尤其如此。像是读了，又像是不曾浏览。把书合上，它就好像与我无关了。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似乎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又似乎无言以对。于是想着读第二遍。

第二遍伊始，照例有些拘谨。那书在感觉上还是作者的，透过文字空隙和页边的空白，它远远地打量着我，不冷不热，好像从不认识我。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多愁善感。章节目是接触过了的，字词是温和的，我甚至有诸多的感动，距离迅速地消弭。相比较第一遍阅读，这次多了耐心、重心和一以贯之的好奇心。似缓似疾，亦缓亦疾，偶尔的停留之后是眼睛迅速地游移，继而又是目不转睛，细心品味。一切都在向中心地带聚集，文本的中心和文本所依附的文化的中心，中心主义的中心，抽象的中心。

在阅读过程中，整体的感觉渐次跳跃出来，渐渐地积累，环绕，形成一个又一个同心圆。内外相映，前后照应，厚重敦实的体会油然而生。多了整体和全局，细节上却也多了朦胧和模糊。欣欣然，又若有所失。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摊开手掌，却没有一粒细沙流落。

第三遍就从容多了。携带着此前的阅读经验和问题意识，再度面对封面上的名字，竟然感觉到作者的坦然和相承。一字一句，一行一页，一节一章，既各自独立，又相得益彰。第一遍的支离破碎和第二次的整体化，而今融会贯通，怎么看怎么对，随意抽离出一段来，都能在文本的结构中加以把握；单个的字词在文本的总体得以落实，文本的总体呢，又能够在任意一个字词上获得寄托。

立体感全面建立起来。无论把书平放着，竖立着，还是斜倒着，它都是那么卓尔不群。把书轻轻合起，放在书桌或者插在书架上，它就那么静静地矗立着，不动声色。遥遥相对，距离似有似无，书还是书，我还是我，一切似乎不曾改变。

但是毕竟，静悄悄的革命发生了，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翻来覆去的阅读

一本书让你翻来覆去地阅读，一定是因为有趣，因为深刻，因为执迷不悟。

你喜欢的书，向来是有趣的那种。乏味的书你是没有耐心的，连扉页都不会多看一眼。

毕竟是做理论的，读来读去，还是喜欢深刻一些的书。这深刻，不是故作高深的那种，不是矫揉造作的那种；是“浓妆淡抹总相宜，深深浅浅皆关情”的那种，是“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的那种。

每次好像都读懂了一些，体会却相去甚远，云里雾里，大致的轮廓是有那么一些，却总是朦朦胧胧。或许是因为过于执迷吧，所以不悟；也正是因为不悟，所以又是执迷。

于是，从前言到后记，从目录到文献，需要翻来覆去地读。

随意翻开一章，一页，细细读过，然后向前或者向后。这种随机的、跳跃式的阅读，往往比按部就班的阅读更有成效。

一些时候，你甚至把目光滞留在后记上。后记里能有什么呢？无非是交代一些相关的事项，与本文无关。而你，恰恰要在最无关的地方，寻找那相关的一面。

若是翻译过来的书，附有术语的中英文对照表，你照例目不转睛地浏览，像是端详一幅画。

文字的情绪

读了三十多年书，思想方面的汲取越来越有限，像语文课那样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更是陈年旧事了。那么，读书，特别是随心所欲的读书，究竟是读什么呢？

简言之，读的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或者是和自己目前的情绪相契合的，或者是自己努力寻觅的，或者是自己刻意去学习的。书店里那么多的书，那些能引起自己注意，并促使自己伸出手把它拣起来，再翻看几页的书，先是因为书名，而后就是由特别的装帧设计、几行出神入化的文字，一下子抓住你的心思，你急急忙忙地前后翻看，希望感受更多，体会更多。透过文字，可以捕捉到作者的急促或从容，沉稳或慌张，自信或胆怯，这些和作者的思想功力有关，性格有关，风格有关，境遇有关。从中，我们能够体会作者和自我的关系，和环境的关系，和时代的关系。

自己写东西也是这样。看往日留下的文字，可以析离出基本的情绪和意向。词汇、句式的长短、标点符号的使用等，从中，可以回味写作时的微妙情绪。什么时候是上扬的，什么时候是低迷的，什么时候是积极热情的，什么时候是百无聊赖无所适从的，这些，都可以一丝一毫地抽取出来。甚至，是“小我”的惆怅，还是“大我”的意气，是一己的沉醉，还是时代性的回声，也可以仔细地分辨开来。

在拒绝宏大叙事的今天，对时代的关怀依然是必要而迫切的。从个人的切身感受出发，却又不能局限于此，感受是个人的，关怀则当向着时代。那些吸引我们，让我们感动的文字，表面上看是东家长西家短，其实，背后还是隐含着、散发着时代的情绪。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体现的却是时代的深不可测。这两年读晚清到1945年间的作品，就是想对那个时期有所感觉，特别渴望感受各路思想的基本风貌和细枝末节。

今天去书市，在所谓的“旧书淘宝一条街”流连了两个小时。先是一套1992年出版的“创造社丛书”，辑有小说、散文和文艺理论，四本30元，应当说很便宜了。《叶紫文集》两册，1983年版，20元。《邵荃麟评论选集》两册，1981年版，20元。《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两册，1992年版，30元。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现在已经很难寻觅了。民国线装书动辄三四千元，明清的木刻版更高，像六册明朝时的木刻版《荀子》，用白绵纸印刷，完全没有修补过，价格至少十万元。我等只能过过眼瘾了。

那些纸张发黄、不乏破损的旧书，真的像黄金一般珍贵了。不过，我看在眼里，发现的是往昔时代的熠熠闪光，想象的是作者的眉目与神情。他们似乎从破败的纸张里面，一点一点地浮现，静静地，或者飞扬跋扈地打量着我。在他们面前，我只能是被动的读者，无助的客体。我担心他们会嘲笑我。幸好，我还算是朴素，衣着不是那么光鲜。

文论的读法

最近一段时间，阅读的多是1915到1945这三十年间的文论。就性质来说，这些文论当然属于新文化的文论，简称新文论。

阅读新文论，目的不外乎了解那个时期的思想和观点。自读中学时起，对于这个时期多少有所了解，也读了一些作品，不过，头脑中的基本框架，来自一些教科书和研究著述。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说这个框架是错误的，但却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不大量地阅读当时的作品和文论，对于这个框架的理解总是存在一些隔膜。头脑中既有的框架，是移植进来的，是别人经过阅读和研究后形成的框架，有着别人的特点，也有着别人的局限。只有在自己阅读了材料后，才能切实理解既有框架的高明，它的有限性同时也就暴露出来了。

阅读新文论，我很注意它的句法、篇章结构，以及独特的用词。每个时期，每个人，乃至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是个性，另一方面又折射了当时的一些普遍性。它巧妙在什么地方，有趣在哪里，都要慢慢体会。思想和观点固然重要，却也是通过句子和语汇传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句子和语汇，比关注思想和观点更为重要。

阅读新文论，最终是为了感受它的“气”。“文气”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常用术语，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著述中的“气”，孟子的“知言养气”直接引发了“文气”一词。曹丕首次提出“文气”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说的是作家的才气；“徐干时有齐气”和“公干有逸气”，说的是作品的风格。后来《文心雕龙》中的《养气》篇，从养身讲到对文学创作的意义。自魏晋以来，文气成为论文的常用术语。在具体的分析中，气可以指向作者的志气、作品的生气，可以用来描绘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这一类的词有气格、气势、气脉、气韵、气象、才气、辞气、骨气，等等。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曲折，说到底，也就是“气”的高昂、低沉、迂回，等等。体会新文论中的气息，触摸它的脉搏，是非常关键的，需要细致入微的寻味。例如，周作人和鲁迅各自的“文气”是相去甚远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都有着自己的文气，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人的文气又是另外的样子，这些都要通过读他们的书，静静地揣摩。

了解思想，把握句法，感受文气，这是阅读的同一个过程。三个环节是递进的，是逐步深入的。了解思想可以借助别人的介绍，把握句法则要亲自面对文本，感受文气更是要从文本的结构走向话语。

语文的重要

若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你有心思？若不写，别人怎么知道你有想法？何止别人不知道，恐怕你自己也不会知道的吧。我常常对自己这么说，对学生这么说。

语文的历史和重要性不需要我来重申。我不会比历史学家说得更多，也无法比语文学家说得更好。自踏入人世的那一刻起，听说读写就是我们的第一堂课，父母和亲人喋喋不休地说话，我们起初一定是什么也不懂得，只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只听见莫名其妙的声音，我们欢喜着，稀里糊涂地张望和倾听。渐渐地，我们懂了，一点一滴地懂了。那言辞间流露的是爱，声音里传递的是情。人世间的爱与情，通过父母亲人张张合合的唇，展现给我们。

我们模仿，咿呀学语，父母亲笑了。许多年后，父母依然记得我开口说第一个词的情景。那在人类学看来自然得不能再自然、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在父母的眼中无异于奇迹。宝贝会喊“爸爸”了，会叫“妈妈”了，这是多么的令人振奋。也许，只是从那时起，我们才真正称之为人。人，就是那会言语的小动物。这么说，并不是歧视具有语言障碍的儿童，也不否认所有的动物都有其言语方式。无论怎样，言语是人世间交往通信的基本方式，和其他的动物相比，人的言语自有其特点。

从字到词，从单一的词到合成词，到不是句子的句子，再到完整的一句话，父母从来都懂得孩子在说什么，比孩子自己都明白。由于父母的明白，孩子很快就聪明起来。

看图，识字，读书，作文。从幼稚园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学校就是教听说读写的。当然，大学里的听需要理论的根基，说需要思想的熏陶，读有一套又一套充斥着本体论的方法，写更是这个规范那个要求。如果说此前所有的听说读写都在常识的轨道上滑行，那么进入大学后，听说读写成为专业行为，不同专业有不同的方式，以至于文科和理科间，甚至文史哲间，都相去甚远，不必等到大学毕业，差别就一览无遗。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音是知道的，意思却不甚了了，自己说的简单清楚，听者却满脸的困惑。

说得远点，民族间、国家间的困惑和矛盾，也就是听说读写上各有千秋，难以通融。于是，理解成为渴求，交往理性成为哲学家的首要议题……

打住！还是回到个人这个层面吧。民族宏大，国家高深，我可不敢信口开河。对普通人来说，倾听是重要的，听他人的话，听自己的内心。不能侧耳倾听的时候，就朗读、诵读、默读，古人和前辈的教导大都记录在册，翻开历史的案卷，那静默无语的文字里，也似乎有声音的波动。听过了，读过了，或者在听与读的过程中，我们就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如果说听与读更多地出于历史性的礼貌，那么，说与写，更是生命本能的冲动。

检查有检查的写法，情书有情书的样式，小说有小说的风范，散文有散文的理路。这些暂不去理会，对普通人来说，想说就说点什么，哪怕语无伦次，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演讲者；想写就写点什么，哪怕杂乱无章。毕竟，我们都不是下笔千言的作家。要斟酌，不要雕琢，要修辞，不要伪饰。真诚最好。

一定要说要写。我常常对自己这么说，对学生这么说。说和写要成为习惯，一如饮食和睡眠，一日三餐，保障8小时睡眠，没有谁会觉得多余或重复。每天都得说点什么，哪怕自言自语，也得写点什么，哪怕东拉西扯。能力是在具体的做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只有开口说了，才能知道自己说的是多么有趣；动笔写了，才能知道自己竟然能写出那么精深的话来。

相信自己。事情总是比我们以为的美妙，表达、表现和表述中愈见生命的光彩。

写作的现代性

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每天都在走路，在读书，在说话，在若有所思，总之，经历经验体会始终在继续，可一旦坐在电脑前想写点什么，却乱糟糟一团乱麻，甚至稀里糊涂空空荡荡。写作就这样成为难题。

没有线索，这是我反思的第一个结果。所谓头脑清楚，就是有明确的线索，可以弯曲，可以扭曲，但线索必须得有，这样，就有轨迹可循，顺着它，或者逆水行舟，都很容易，洋洋洒洒，下笔万言。

那为什么提不出线索呢？缺乏力度。反思由此深入了一层。线索不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东西，它需要提炼。一个字，一个词，一个短句，仅此足矣。头昏脑胀的时候，浑浑噩噩的时候，无所适从的时候，就是因为抓不住那个恰当的字眼，它像是在深海里，又像是在空无的风中，无影无踪，只能徒然地伸出手去，又无奈地落下。

提炼需要力度，情感的力度，思想的力度，个性的力度。修心养性，天人共鉴；有张有弛，高屋建瓴；倾耳注目，山高水长……而我，这些力度都不具备。就像写的字一样，都是软趴趴的，不会精神抖擞，更没有趾高气扬的劲头。

如何能培育力度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些卓越的人们给我们诸多启示。读伟人的传记、英雄的传记、任劳任怨的普通人的传记，感受最多最深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言行举止中透显的力度。个子不需要很高，块头不需要很大，装束不需要很高档，即使眼睛小一点也没有关系，力度就是力度，它能把读者全部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

小时候我们惯于区分好人和坏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力量、强力、暴力、权力，一切与力有关的词汇和现象凸显出来。再大的道理，也不得不在体魄强大者面前屈居下风；再优雅的民族，也不得不在船坚炮利面前落荒而逃；再温顺的民众，也不得不忍受滥用权力者的无端盘剥……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都说的是力的重要性，力是唯一的理由，也是全部的真理。尼采在20世纪中国的流行，鲁迅对尼采的青睐，80年代青年大学生对尼采的朝拜，既是个体的需求，也是社会的渴望。“国富民强”是引言，也是脚注、文中注和尾注。

可如果所有的范例都不过是要说明力的要义，人生实在是太没有美感了。力固然是一种美，但力之外，应当有别样的美的风范。或者说，不能把力作为最高的范畴，倒是应当把它收罗在美的框架里。这样，就可以对力有一些限制。这样想想，写作成为难题，就不全然是缺乏力度的缘故。

现代性的逻辑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就是把力视作最高的规范。而尼采的意义，绝不在于倡导“权力意志”。他愤愤不平地说：

所谓的尼采哲学家从我的哲学狮穴中拉出了什么呢？不是，但以理（Daniel）——那个蔑视人类与野兽之王的“超人”，而是丛林之王狮子本身，努力要让所有的文明和文化屈服于他的丛林意志之下。

字 词 句

在写作中，字从来不是问题，困难在词的选择。选择这个词用在这里其实很不恰当。没有谁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用这个词或那个词，当你自以为在使用某个词时，其实是词在使用你，是词通过你的手，你的笔，你面前的鼠标和键盘自我呈现。

词总是在应当出现的时候出现。人们往往说，一不留神，就碰到了一个词，似乎非常意外，非常的不可思议，奇妙无比。这正好说明了词的主动，它总是不期而至，又悄然而去。它的来去都不在众人的掌控之中。所以，当一个词骤然降临的时候，除了感动与感恩，你还能有什么样更大的情怀呢？可词的到来是天经地义的，它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感谢总是多少有些虚伪。

词的到来是那样突然。你苦思冥想了很久，不知该写什么的时候，它冷不丁就在你的笔下浮动，你未免吃惊，甚至大吃一惊。你不知道这样的词是否恰当，是否可以表达你希望表达的思想。你甚至想抹去它，驱逐它，可是，词已经落在你的文本中，你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你是何等的无奈，又是何等的庆幸！词降落在你的文本中，就像神灵降落在古人的花园中。阅读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人们每每为神灵的无所不在而艳羡，是啊，文明时代尚未到来的时候，神灵就早已远遁。现代的话语中没有神的位置，没有神的痕迹，对诗人来说，这是怎样的遗憾！

当神灵般的词语蓦然出现，你会惊慌；惊慌的同时，你会欣喜。而后，就是为如何安置它而踌躇。你原初的规划里是没有这个词的，或者，仅仅是在另外的一些词中伴有它的痕迹。大写的诗人、智者和设计师都是远古时代的遗民，历尽文明的洗礼和磨难，这些艰苦卓绝、寥寥无几的遗民，顽强地据守在神庙的周围，守护着，抵御着。

词沉默不语，就像神灵从不言语。神灵是不需要声音的。词沉默着，唯其沉默，所以宁静；唯其宁静，所以熔融。它熔铸，它吸纳，它以最大的包容显示出对世界的耐心。或者，说小一些吧，显示出对你的文本的耐心。静静地等待着，观望着，词从容不迫。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如何完成句子，就是新的考验了。

（张立波系闻喜籍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史馆副馆长。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