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山西传统文化的关注

□侯强

连环画《鲁迅的故事》 （资料图）

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走出来的思想者和革新者，鲁迅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解构者，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构者。其思想文化观以眼光犀利、质地劲锐、内涵深邃而著称，具有中国新旧文化转换期的一些基本特征，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统观鲁迅一生思想文化的发展，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秉持批判性的态度，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了解，以及对其精髓的自觉传承，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这在他对山西传统文化的关注上就有具体映射。

从鲁迅日记记载情况来看，他以抄录、辑校古代典籍、碑刻为乐事，对山西历史文化可以说饶有兴趣。1914年3月1日，鲁迅在琉璃厂购得有“长子”“襄垣”等字样的四枚小币。同年6月6日，又在琉璃厂购得有“安邑化金”字样的一枚圆足布。1915年，他购得多种山西碑拓和著述，其中重要的碑拓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潞州舍利塔下铭》，重要的著述有《山右石刻丛编》一部，计24册。同年，鲁迅还以精拓本校完《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并写出《〈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一文。1918年5月3日，他在琉璃厂购得一枚《王通墓志》。同年12月27日，其又在琉璃厂购得两枚“安邑”币。1921年2月14日，他在商务印书馆购得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同年3月2日，又购得一枚据说出自山西大同的《邑义五十四人造像》。1923年7月3日，购得十四枚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同年8月24日，又委托周建人代买一册《山右金石录》。

从上述日记记载内容来看，鲁迅对山西文化遗存不仅仅是收藏，也进行过山西文化的专题研究。他不仅重视山西地方古籍的阅读，而且专注于辑校山西地方的古籍、石刻与收藏山西地方的碑拓，把文物考古作为研究山西文化的另一条路径。

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其基本的历史命题是，如何促进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从封闭的僵硬的传统中向现代化方向转换”。也正因此，作为促成民族思想文化转换的一代巨人中的杰出代表，鲁迅面对新的时代，站在思想文化转换时代所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在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中着眼于未来。

颇值得玩味的是，鲁迅的几部深刻反映民国初年现实的小说中，又有意无意地把山西作为闭塞昏闷的地方，这多少折射了他将社会功用看作文学的主要功能的认识。由此也不难发现，鲁迅在文学上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和他又从传统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而实质上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可以说，作为一代巨人的鲁迅，一生所追求的都与时代赋予他的，以及他自觉承担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笔下不时提及古代山西的名人及其他。如在《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鲁迅就谈到太原人王琰。在《唐之传奇文》中，又谈到太原祁人王度。透过鲁迅提及并评述的这些山西籍的古代作家作品，我们多少能领略到他作为史家的眼光和见识。与之同时，鲁迅对于山西传统文化中滋生的劣根性，也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批。

事实上，鲁迅的文化反省，“在好多情况下就是从人生的残缺中生发出来的，而他的思想启蒙也是从‘揭出病苦’开始的”“其目的正在于唤起人们的痛苦感，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为在鲁迅看来，熟读古人笔记，不仅能发现“正史”中失佚的材料，而且也能看到中国的“真面目”。这也是在特定的思想文化的整体的历史转换中，鲁迅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伟人之所在。

另外，读书与藏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山西的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春秋时期，三晋人物以其高卓行为显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鼓舞了一代代华夏儿女献身正义事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鲁迅专事记载访书、购书的《鲁迅日记》可知，其藏书中就有不少三晋文献。从中我们不仅可知鲁迅对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化的积累程度及其研究倾向，而且也可窥见其著作中隐现的“三晋文化”，以及藏书中所包蕴着的藏家主体精神的投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