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先生的学问境界

□贾克勤

姚先生在60初度时有诗：“万里方开步，无暇望五湖。”在70岁时自序：“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印象较为深刻的还是姚先生80岁时的自序诗：“八十之年，忽焉已至。蓦然回首，恍若隔世。坎坷蹭蹬，曾无芥蒂。不见成功，忧思难已。寄情文史，余力游艺。聊以卒岁，忘年存义。”义，是指社会的责任和对真理的追求，可以说，这是姚先生人生态度的高度概括。“忘年存义”是姚先生一贯的人生准则。

姚先生平生以从义为怀、以用世为归，善教爱国，情系桑梓，以倡扬国学为己任。晚年，姚先生还把自己的书法精品和百万元的积蓄捐赠于家乡和山西大学，并成立“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奖掖后进、弘扬国学，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发展。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90岁时，姚先生曾感叹赋诗：“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到了95岁，姚先生又有诗：“行年九十五，自儆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更可久。”

▲《姚奠中百一岁书千字文》书影

一

“博学为知，用世为归”是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表明孔子不主张死记硬背当书呆子，而主张要学以致用，把所学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因为知识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运用知识培养智慧，作为一种运用知识的能力，真正的大智慧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品读姚先生的学术思想及人生境界，能使我们悟到人生的真谛和生存智慧。“读罢古今史册，阅尽沧桑变故，天道有常科。”“只要身心健，不怕浪涛多；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充海阔天高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等名言警句是姚先生学术实践和生命实践的思想结晶，也是姚先生对儒家文化中的为己之学，更是追求人格独立、尊严和生命完整发展问题的真实回答。

姚先生曾说过，国学概念，其实就是指文化与价值意义；尤其是儒家文化，它是一种关涉到国人生命素养，追求个人人格、尊严和生命完整发展的根基之学，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就是指“因心以会道”，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心灵境界要崇高，要生活得更加充实。在姚先生的书法作品中，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是其主要内容。其“大”，就是由“充实”与“光辉”交融为一才能成为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就是所谓的“神圣”，这样才能可大更可久。

姚先生的弟子梁归智说：“姚先生是一位‘用世’之心极强烈的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总是萦绕于怀，因而，不管逆境、顺境，无论是教学、行政，还是社会活动，只要做一件事，就全力以赴，从没有‘偷闲’的自私打算。”

二

“远富贵，淡名利”，是姚先生人生中坚守的一个崇高理念。

姚先生调入山西大学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政府缺乏大学管理和领导经验，又由于山大教师队伍年龄差距很大，有很多讲师的年龄都比姚先生大出10多岁，姚先生是一个从贵州师大调来的三级教授，当时只有三十五六岁。按道理来说，姚先生的三级教授职称是国家承认的，回到山西后重新评定职称，姚先生的三级教授被定为四级教授，之后，四级教授又被定为五级教授、五级教授又被改为六级教授和副教授，但是，姚先生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初衷，倾心教学工作，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活出了泰然自若的真我。

“树人为本，著述为次；学问为本，文凭为次。”对于个人的职称、奖项从不挂碍于心，但是，当学有所成的青年人才因年龄、资历被排斥、打压时，这位温和的姚先生奋笔疾书，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论资排辈》一文，语语真挚、句句殷切，有远见、有魄力，拳拳之心，尽付后学之栽培；毕生期望，皆在中华学脉之薪火相传、民族复兴之后继有人。

姚先生以俭为训，他平时的生活很简朴，数年不换一件新衣，住房、消费都是向低的标准看齐，但他很满足。然而，胸怀国家、抱念苍生的姚先生在国难民瘼之时，每有解囊义举：抗美援朝，姚先生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存，甚至包括刻有其夫妻姓名、极有纪念意义的结婚戒指；国内其他地方发生水灾、地震，姚先生捐钱捐物；遇人有困，姚先生竭力救助，弟子亲友固不必说。早年，有稷山乡邻生活困窘，姚先生慨然以10数亩良田相济，又恐后人索要，立相赠字据，此举从未向人言及，50年后，受赠者的后代才发现契约，专程来谢，姚先生却早已忘却此事；年岁大了以后，姚先生高揭道义之帆，先是把价值数百万的书画捐献给了山西大学，还把自己现有的财产，如房产、图书等，都做了捐给社会的安排；2010年，姚先生更是率先捐出自己的100万元积蓄，发起设立了“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用以奖掖后进、弘扬国学。

三

近几年，读经风盛、国学热起，国学院更是层出不穷。国学热是好的，令人担心的是只有“热”、没有“学”，或者，学得很浮泛，这个不行。姚先生认为，“国学”重在“学”。章太炎说：“学，患其不习；既习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精；偶有所得，犹要自视若愚，切不可以以为智，愚三次，智三次，学始方有所成。”“在先秦各家中，儒家最强调教育。孔子随处施教，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儒家基本上是教育家，这都是教育人如何做人的；都是在强调人内在心性的平和，爱人、容人、宽恕人，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姚先生和常人一样，他并不是没有过挫折、打击，但他能坦然面对、能化解。他的案头长期放着《庄子》与《老子》，这或许是他化解生活中因不愉快而带来苦恼的良药。一件烦心事遇到了头上、纠绕不已，这时他往往会摆摆手说：“算了，让它过去吧。”从此便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再提；即便是有人提及，他也从不因其对己不义而以恶言相加。

姚先生“远富贵，淡名利，从义为怀、勇决为行”的人生境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在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奖感言中，姚先生说：“我认为获奖、得名应该是高兴的，但名为实宾，是身外之物，对个人不足为重。由于书法又是文化载体，因而对社会具有双重作用。我说过，诗、书、画、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同时也能表现中国文化以‘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这些东西西方没有，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人类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如何都应该重视。”

姚先生说过，现在是全世界中文热的一个最好时期，他曾在山西大学文学院成立时赋诗感怀：“世界中文热，文明文化赊。道延今禹域，魂断古希拉。沧海惊千变，承传总百家。春风从此大，时雨茂繁花。”

我认为，作为教育者，终生“善教爱国，倡扬国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坚持做好，更是不易。要承传中国文化，既要有理论，更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真正地为社会、为教育作出贡献来。姚先生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投放到著书立说中，而是更加注重深入探索对社会和人生更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姚先生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积极用世和乐天知命、安时处顺的精神融为一身，形成了积极进取、坚毅达观的文化品格。他的人生经历是与他的学问修养紧密相连的，“正己为本、从义为怀，博学为知、勇决为行、用世为归”，是他“知行合一”的真实写照。（《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