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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点灯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2-02-15

杨星让

老师是点灯人,点亮学生的理想,点燃学生的追求勇气。

我的老师叫毕星星,因此我要写一篇《星星点灯》。

《星星点灯》是一首歌的名字,我只记住了两句歌词: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题记

一九八二年,我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说,投寄给《河东文学》,不久便收到了退稿,内附一封信,写信的就是毕星星老师。毕老师在信中详细指出作品的问题,写了好多意见。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条意见是缺乏细节描写,人物概念化。细节!毕老师一下点化了我,让我豁然开朗。毕老师建议我修改,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篇小说。不是缺乏细节描写吗?我搜索脑海里的记忆,想起小时候村里时常走动的两个小贩。这两个人物我烂熟于心,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闭上眼睛也能描述出来。铺开稿纸,我一口气写出了《小贩》,又投寄给了《河东文学》。

不久,我接到地文联通知,让参加地文联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我到地招会议室报到时,桌子上摆放着一摞《河东文学》。我拿了一本找了个位置坐下,翻开刊物,赫然发现自己的《小贩》,内心自然激动不已。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见到毕老师,认识了毕老师。那次座谈会开了几天,但我与毕老师见面不多,交谈就更少了。

我生性懒散,写过那么一篇小说之后再没动笔。一天接到毕老师的来信,是一封约稿信。毕老师在信中说,他准备出一期《河东文学》青年作者专号,约我写一篇小说。编辑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初学写作者来信约稿,我自然不敢怠慢,赶写出一篇小说《三嫂》寄了过去,这篇小说很快在《河东文学》青年作者专号上发表了。这时,毕老师调往《山西文学》,走时,毕老师给我说,他准备带上《三嫂》,看能否在《山西文学》上发一下。我抄写了一份,让毕老师带上。《三嫂》在《山西文学》上发表后,毕老师给我讲了发表经过。毕老师调往太原时,带了五篇稿子。他先拿了两篇让主编西戎老师审阅,西戎老师看后摇摇头,表示两篇都不行。毕老师回到宿舍把剩下的三篇稿子反复掂量,最后选出谭文峰的一篇小说和我的这篇《三嫂》,又拿给西戎老师。西戎老师看完,夸赞这两篇小说好。他让副主编周宗奇老师写个编稿手记,同期重点推出。

我写了两篇小说,第一篇发表于《河东文学》,第二篇发表于《山西文学》。

说我运气好,不如说我遇到了一位好编辑、好老师。

正是因为毕老师给我的那封退稿信,让我注重了细节描写。他的话,点亮了我的心灯,且牢牢镌刻在脑里。我写作时,脑子里首先想这篇文章有哪些细节可以用,哪怕一篇小文章,没有几个好的细节支撑,我是不动笔的。毕老师的教诲,让我在写作方面避开了弯路。

毕老师和我,就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你投稿,我看稿,觉着不错,给你发表,这就很不错了。但是毕老师觉得我当时的工作不适合在创作上成长进步,他想让我换个单位。毕老师积极地向一些文化部门推荐,其中费劲最大的是想让我到文化馆当创作员。为此,他多次跑文化馆向馆长举荐,还给地文化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写了一封推荐信。对毕老师的热心,我发自内心感动。那时的我很幼稚,看着毕老师为我到处奔波,求人找关系,我不知道怎么报答,连一支烟都没给他递过,他也不抽烟。

《运城报》准备改版,想创办一个文学副刊。《运城报》总编找到文联,让文联给推荐一名这方面的人才。毕老师正好在场,当即向总编推荐了我。总编说那好吧,让他明天到报社见我,拿上他发表的作品,有手稿更好。总编走后,毕老师马上骑着自行车来找我。我那时住在火车站邮电局院内,毕老师是从最南边跑到最北边,专程过来告诉我,又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

第二天我去报社见了总编,第三天早上就接到报社办公室电话,让我办理调动手续。就是这么简单。这大概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至于调动中遇到了一些波折,那是可以另写一篇文章的。麻烦不是来自报社,而是我当时供职的单位。

我到报社上班后,毕老师常常回运城,那时毕老师的家还未搬到太原。他回来也不忘工作,四处奔波采访,而且经常带着我。我进了报社,是编辑也是记者,但真正沉下去实地采访,却是跟着毕老师学习的。毕老师曾是军报记者,采访当然是一流的。毕老师很会与采访对象沟通交流,对一些事情非要刨根问底,弄个明明白白,从来没有似是而非的情况。因此他的文章出来后,没有人说不真实,没有人找麻烦。毕老师有着记者的良好修养,对一些感兴趣的事情很敏感,能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新闻素材或者是文学素材。有一次毕老师带我去听温元凯的报告,温元凯在演讲中说了一个小故事。回来的路上,毕老师说这个可以写一篇小说。回到家我很快写成了小说《肿瘤》,毕老师走时带上这篇稿件回太原,很快,这篇小说就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

有一次,毕老师带着我去临猗县城,我不知何事。到了临猗中学,才知道是参加一位老师的追悼会。追悼会场面宏大、规格也高,县教育局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我们虽站在外围,但毕老师神色凝重。毕老师说,这老师叫南岩,我的侄儿,亲侄子。

几年后,毕老师写出了《特级教师南岩之死》,在《山西文学》头条刊发,并获得了那一届的赵树理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是否也因为此篇而获得,我就不太清楚了。

也是因了这篇作品,毕老师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式,那就是纪实性的散文写作。毕老师退休前担任《山西文学》副主编,编务缠身。退休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写作时间,接连写出了多篇在全国反响较大的作品。一次我在书店闲逛,看见一本当年的优秀散文选。翻开一看,有毕老师的散文《拷问英雄》。我买下来马上给毕老师送去,他当时正好在运城宾馆住着。毕老师接过书翻看着,说真不知道他的文章被选了。

毕老师退休后,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他的随笔散文,在《随笔》《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上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好些报刊专门为他开设了专栏。很快,毕老师结集出版了《坚锐的往事》《走过带伤的岁月》《走出岁月的阴影》,被誉为“乡村记忆三部曲”。

毕老师曾给我推荐过一本书《中国在梁庄》,梁鸿写的。我仔细阅读了,但不知老师用意何在。不久之后,我陆续读到毕老师的《好社员都祥》《最后一个入社的女人》等文章,我才恍然大悟。他回归故土,研读乡村档案,扎根故乡高头,描写家乡的人和事。井喷式的爆发,终于结集出版了28万字的《河槽人家》。

毕老师的高头村,成为他的创作生活基地。犹如柳青的皇甫村;贾平凹的棣花镇;莫言的高密乡;陈忠实的白鹿原……有了这肥沃的土壤,有了这辛勤的耕耘,自然就有了丰收的喜悦。

毕老师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他很认真地说我:“我一年写二十万字,你一年还不写十万字?我一年出一本书,你两年还不出一本书?”

毕老师说此话时语气温和,但我却羞愧不已,低着头。我知道我的脸红了,红得发烫,不敢抬头看他。

我深知自己的愚钝,更知自己的懒惰。人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辜负了老师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

面对一个年纪只比自己小几岁、年过花甲满头白发的学生,老师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气。

毕老师这次来运讲学,是应运城市作协、运城文学院的邀请,对业余作者进行散文写作培训,时间两天。

培训班设在一家酒店,离我家不远。我知道因经费紧张,每个县都只有两三个名额,便寻思着,到吃饭时间就回家吃,不给培训班增加负担。

上午毕老师讲课,讲的就是他这些年写作乡村档案系列文章的经验。下午是与学员交流互动,解答提问。学员们发言倒也热烈,但似乎偏离了主题。我盯着眼前陌生的学员,看着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生活在农村的。对于农村,对于毕老师所讲述的农村人物事件,一无所知,一脸茫然。

我突然觉得这些孩子好可怜。乡村对于他们太遥远、太陌生。

我听了两天课。如果问我的收获是什么,我还是两个字:思想。

毕老师所写的这一系列作品,我们也能写。但写出来与毕老师的文章一比较,我们的作品就显得平庸,没有深度,没有厚度,更没有高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缺少思辨能力,只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缺失了思想,显得浅薄、平淡,味如嚼蜡。

毕老师写作《拷问英雄》,是对那个特殊年代树立典型形象、模范人物的拷问、反思,但何尝不是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反思呢?那些典型模范人物,有些还是出自他的笔下呢。

一位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思想家、哲学家。

因此,毕老师的书写便有了深层次的社会意义。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在毕老师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们读后,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这样的事以后还会发生吗?

那些乡村档案,那些我们视为垃圾一样的发黄的废纸片,在毕老师的手里却是金光灿灿的宝贝。每一页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乡村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更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毕老师化腐朽为神奇,把那些如同废纸片一样的档案,打磨成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毕老师用金丝银线穿缀起一串精美的项链。

毕老师的书写,便有了他的特殊意义。

毕老师的乡村系列作品,它的体裁是独特的,它的行文是独特的。它的独树一帜,已经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关注、争论。它究竟归属于散文、随笔,还是纪实文学?至今学术界争论不休。如果让我为毕老师的写作文体命名,我便将它称之为“星星体”。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国内的批评家、专家学者会去研究毕星星的作品。高校的学子们,会把它列入研究课题,成为他们的论文选项。

毕星星老师的作品,必将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对这批学员说:若干年后,在你们中间出了几位知名作家,那不意外。因为你可以自豪地对着采访镜头说,我是毕星星老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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