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城市垃圾回收

到了清代，城市卫生状况似乎并不太好。尽管清代时，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但执行起来效果并未好转。《燕京杂记》中这样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人们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

1906年5月至8月，日本人德富苏峰来中国游历了78天，其间他到过苏州、杭州。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书——《七十八日游记》，他在书中说当时的杭州城居民：“把街头当成垃圾场，似乎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甚至并不在乎自家门前的垃圾会堆积如山。”

当时，为了防止代谢物随意倾倒到街道上，杭州城开始建起了一些露天公共厕所。但其臭秽不堪，不可靠近，在炎热季节，更是恶臭弥漫。“粪头”“屎阀”们把公共厕所当成财源，卖给郊区百姓作农家肥，却鲜有环保措施。以至于上公共厕所成了杭州城的一个麻烦事：一到早晨，要上厕所的杭州人就如同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般，排很长的队。

苏州、杭州的环境如此恶劣，是不是没有管理部门呢？答案是否定的。当时苏州、杭州成立了警务公所，下辖总务课、行动课、司法课和卫生课等。卫生课主要职责就有清理街道、修补厕所、管理水井等，只不过官方警务公所卫生课的不作为，才导致此种局面。

鉴于此，苏杭商会开始进行社会自治，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两地的一些街道纷纷成立了自治团体——市民公社。公社接受苏州商会的领导，受其保护，活动经费则自行筹措解决。1909年，苏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制定了章程，其中有“卫生方面清洁街道、通沟”的条款。其他街道的市民公社所订立的章程也有类似条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两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缓解。

同样是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也得以缓解。其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北京城的各条街道开始大量修建厕所，并对随意便溺的现象加强了管制。而且，当时也设置了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回收粪便，他们当时以摇铃为号，提醒老百姓。《京华百二竹枝词》曾记载：“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