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唐朝这样走向世界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全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扬丝路精神，打造全球公共产品，共建国际合作平台。

隋唐时期，经济繁荣，文教昌明，既是陆上丝绸之路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的重要时期。丝绸之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推动东西方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方面具有重大贡献。

通商易货之道

隋唐丝绸之路上，由各国商贾、使节带来的手工器物和动植物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以跨国商贸为基础的丝绸之路上，流通着钱币、金银器皿、玻璃器、瓷器等精美器物。

隋唐广泛吸收了外来器物的制式和艺术。唐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增，这与波斯器物的传入有关。

纺织品的交流尤其鲜明地代表了“丝绸之路”的独特韵味和唐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唐朝时我国不仅是世界最华美的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国，还大量输入他国纺织品，并进行融合创新。当时仿制的“波斯锦”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新罗的“五彩氍毹”、弥罗国的“碧玉蚕丝”、大轸国以冰蚕丝织成的“神锦衾”、鬼谷国进贡的“瑟瑟幕”及日本、波斯、大食等国的各类美丽织物在中国绽放异彩。对外来纺织品的吸纳，使唐朝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纺织品中心。

同样，陶瓷器作为隋唐对外贸易的大宗产品，也积极革新式样，适应不同地区的需求，例如20世纪90年代于印尼婆罗洲附近打捞出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中，就有许多瓷器的纹饰具有伊斯兰艺术的风格，其中有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绘有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纹饰。

知识交流之路

科学技术是隋唐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农业国，中国注重实用技术的特点使外来的医药、天文历算等知识在隋唐得到了突出重视。

唐代出现了专门讨论“胡药”的《胡本草》和《海药本草》等书，并译介了多部外来验方和医学著作，如《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大批胡人医师活跃在唐朝城乡各地，唐太宗患“气痢”、唐高宗患头痛失明，都得到胡药验方和胡医的有效诊治。

通过对外交流，唐代科学技术也传播到海外。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在唐代开始传入大食、日本等地。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之役中为大食军队所败，大食所俘唐军兵士中即有造纸工匠，造纸术从此西传。公元806年，日本僧人空海从唐朝回到日本，传播了唐代先进的制笔技术，而日本正仓院中至今仍藏有唐代的毛笔以及彩色麻纸和白麻纸数百张。

文化交流之桥

隋唐的对外文化交流还表现在东西各类艺术形式的融通，以及与艺术密切相关的精神信仰层面上。

随着隋唐对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外来音乐、舞蹈渐登大雅之堂。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大规模改动时，就将原来来自域外的“大食调”“般涉”等部分乐曲名由胡名译音改为典雅的汉名，体现了唐代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

隋唐的艺术也向外传播。唐代的书法、雕塑、绘画全面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艺术。傀儡戏传到朝鲜半岛，被称为“木偶剧”；而西域传入的百戏经过中国艺人的提炼加工，大量涌入日本，其中《钵头》《剑气浑脱》等散乐戏目传到日本后非常盛行，长演不衰。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艺术也西传中国。

与艺术形式相伴传播的是精神信仰。汉传佛教在唐代达到成熟，被华夏文明成功消化吸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历史、文艺、风俗教化等各领域。而外来的“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均得到唐朝政府的正式认可，在中国境内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中国道教及汉传佛教也向西、向东传往域外，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汇沟通。

隋唐的东西文化交流程度深、范围广，在政治制度层面也颇有体现。同时，东西交流已经大大改变了唐人的社会生活，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唐代，大批外域人进入中国，或为商贾，或为使节，或为质子，或为贡人、奴婢，或为游士、僧侣，乃至方士、艺人，各色各样。很多外人常年住唐，乃至婚嫁生子、开枝散叶，融入华夏民族。如生活在唐末五代的李珣一家就是唐代入华的波斯后裔，他本人具有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创造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琼瑶集》；其妹李舜弦做了蜀后主王衍宫中的昭仪，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