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国花身份的由来

现代意义上的“国花”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指被用来作为国家象征或国家标志的花卉。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一种以花喻国的概念，但“国花”这一固定称谓在明代就已形成。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文人墨客，所指的对象恰恰就是牡丹。

明朝中叶诗坛领袖、“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有首名为《牡丹盛开群友来看》的诗，其中“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两句，生动地记载了诗友们共赏牡丹、口称国花的情景。这也是迄今可考的“国花”一词与牡丹的最早关联。其语义溯源，大抵化自“唯有牡丹真国色”“牡丹独逞花中英”等唐诗名句，取倾国倾城、艳冠群芳之义，作为这一显宦家中常见花品的别名。

不过，那时“国花”一称并非牡丹专属，稍晚于李梦阳的嘉靖朝权臣高拱，就用“玉苑移仙萼，群英让国花”来形容家中的芍药。芍药与牡丹貌近而同科，也给人浓艳芬芳之感，古人评花，有“牡丹为王，芍药为相”的说法，仍以牡丹在百花中地位最高。让“国花”这一称谓与牡丹深度绑定的，是万历年间西直门外极乐寺修建的一处“国花堂”。万历朝散文大家袁中道的《珂雪斋集》记载“极乐寺左有国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是当时京师豪俊宴饮雅集的好去处。这种堂而皇之的命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官宣”，经由士大夫文人的笔墨揄扬，牡丹的国花之名逐渐深入人心。

到了晚明，著名诗人王次回在赠友诗中直言“国花第一数姚黄，更共明珠字夜光”，姚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以富丽堂皇著称，早在五代时已有“花品冠洛阳”之誉，正与“国花”的说法相合。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牡丹是黄河流域的花卉，而王次回出身浙江仕宦门第，一生交游活动均在江南，晚明江南士人族群在文化乃至政治意识上往往自成一家。从王氏和友人对牡丹的认知中，多少可以证明“国花牡丹”这一文化概念突破了地域意识，在大江南北间有了更普遍的认同感。

清代以降，这一认同感更超越了民族和社会阶层，牡丹的国花身份为广大士庶所熟知。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