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

从小到大听到的故事有很多，但能让我掉泪的屈指可数。今年4月中旬，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不只是让我流了泪，我看见几位同伴和周围听讲者的眼睛也都湿润了。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建在武乡县城。给我们讲解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她在讲到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左权将军时，声情并茂地引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突围战斗中，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年仅37岁。当时，朱德总司令怕左权的母亲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便决定暂时先不通知左权的母亲。朱老总还安排人每个月都以左权的名义，给左权母亲寄些生活费回去。

左权的家乡在湖南省醴陵县。1949年7月，60万解放军分东、中、西三条路线向湖南挺进，突然，四野第40军军长罗舜初接到朱德总司令下达的一个命令，命令40军即刻绕道前往醴陵县黄茅岭村一户农家门口。随后，二野第13军军长周希汉也接到同样的命令：如情况允许，请绕道前往黄茅岭村。解放军到达黄茅岭村后，战士们每遇到一个乡亲就问：左权的家在哪里？一个名叫左丽君的小女孩把大军带到了左权家门口。

久病卧床的左权母亲颤颤巍巍地走出来，只听一声口令：立正，敬礼。

在场的全体解放军将士向左权的母亲致以崇高的敬礼，场面是那么庄重威严，感人肺腑。

左权和母亲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一岁半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1924年，19岁的左权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一期学员。

不久，好学努力的左权又考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从苏联回来后，左权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回家看望母亲，就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中说要全力为革命作贡献，恐怕十年之内不能回家看望她。

母亲收到了儿子的信，虽然心里舍不得，但想到儿子的事业，她还是决定支持儿子，等着母子十年后再相见。她万万没有想到，苦苦等来的是左权牺牲的消息。在路过的解放军向左权母亲致敬的同时，朱老总派人把左权牺牲的消息正式通知了这位英雄母亲。本以为左权的母亲听到消息后会悲痛欲绝，但没想到老人却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也可能她早就猜到了吧。收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半年后，左权的母亲安然离世。

本来，这个英雄和母亲的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但笔者觉得意犹未尽，似乎还应该补充两段，才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左权将军胸怀之宽广，境界之高远。

一段是：1937年9月18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途经稷山县时，利用驻扎在清河乡北阳城村的夜晚，给湖南老家他的叔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从这信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出了左权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母亲的挚爱思念之情。

第二段需要补充的是：左权当年曾被左倾路线打成“托派”，他所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直到他牺牲40年后才被取消。原来，左权留苏期间，因不主动向王明靠拢，引起王明不满。1928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的同学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这件事后大做文章，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严格审查。左权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等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15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销给他的处分。直到1982年，左权夫人刘志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请求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这一次，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央有关部门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并将该文件放入了左权的档案。左权的不白之冤终于被洗清。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40年。

这个悲壮、凄美的真实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像左权这样的好党员、好同志，受到“左倾”路线的残害有多大、有多久？左权在遭受不白之冤的情况下，承受多大的压力？但他没有闹情绪，没有撂挑子，反而是十多年不回老家，忍受着母子不能相见的难舍之情，全心全意地以身报国，以身殉职。以至于毛主席都称赞左权“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毛主席还亲自批准将左权牺牲的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从受到“左倾”路线迫害这一点来说，左权是不幸的。但从数万解放军向他母亲致敬和他牺牲40年终获平反这事来说，左权又是幸运的。在九泉之下的左权，可以瞑目了。将军曲折、伟大的一生虽然短暂，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却是无法用数量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