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绛光村的历史文化密码

□刘红权 卫世新

新绛光村，最早唤“金疙瘩”。相传北齐时的某天晚上，村庄上空突然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照得村庄亮如白昼，当地官员急忙将此异象上报给朝廷，皇帝得知认为是“吉兆”，龙颜大悦赐名金疙瘩村为“光村”。

或许是上天的眷顾、皇帝的恩赐，此后的光村人杰地灵、商贾集聚、民风淳朴，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块风水宝地。时过境迁，今天的光村已成为新绛——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走进光村，仿佛就走进了飘摇千年的历史之中……

绛商与古民居

新绛，史称绛州，水旱码头，交通便利，七十二行样样都有，商贸异常繁华，深厚商业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批商业奇才。早在所谓的“晋商”往北“走西口”时期或更前，我们的绛商就已经带着自己的工艺品向南开拓苏杭市场、向西深入陕西、宁夏、甘肃腹地，直至做起了把丝绸、茶叶等商品带出国门销往俄罗斯的跨国“易物”贸易。绛商开拓进取的奋斗经历、改革创新的经营模式、取得的辉煌成就，给明清山西商业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光村的“蔺、薛、赵”三大家族就是这充满传奇色彩的绛商群体中的佼佼者、杰出代表。受儒家思想影响，绛商秉持“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观念，在财富积累到堆金积玉、盆满钵盈时往往选择回家置田购地，建宅造院。

光村世代在苏杭经商的赵氏家族，至清康、乾年间，生意传至赵熊手里，他花高价聘请苏杭当时最好的能工巧匠设计，用了十八年时间建造出“院落相连、大小相套，院中有园，园中有景”的极具江南特色的十八座院落。豪宅修成，屋中摆设的全是南方购置的紫檀木、黄花梨等名贵家具，墙壁悬挂的都是董其昌、唐伯虎等人的名贵字画，赵家财力之雄厚由此便可窥见一斑。

行走光村，必然遇见薛家胡同。薛氏家族属村落中的后起之秀，于清朝末年之际，建造了由二十四座院落组成的薛家大院。大院主房为砖木结构，墙壁木雕画装饰，大门外立一照壁，青砖磨砌浮雕人物花鸟，胡同路面皆由条形青石铺就，干净整洁，气势之大，彰显薛氏家族的财力。

无论为官、为商，在光村的几大家族中，身份、声名最显赫的当属蔺氏家族。大家都读过《廉颇蔺相如列传》，对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耳熟能详。光村的蔺氏就是蔺相如后人中的一脉分支，至今光村的福胜寺里还供奉着蔺相如的坐像。虽然蔺家在光村没有留下高门大院，民居显得较为普通，但作为绛商的代表，民国初年，蔺家经营的“兴世钱局”却名噪一时，享誉海内外。

总体讲，明清时期光村的住宅呈现典型的晋南民居风格，气势高大宏伟，设计构思巧妙，院落布局对称，建筑做工精致，雕刻匠心寓意。

时光荏苒，经历了日寇践踏、炮火纷飞的光村，已很难寻觅、辨识“威武坚固城垣，壮观群建民居，秩序井然街道”的痕迹。显赫一时的三大家族，倾几代人心血购置的名贵家具、名贵字画已踪迹成迷，砖砌石垒的十八座赵家宅院和二十四座薛家大院大多也荡然无存。尽管耳畔回响着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组副组长冯骥才考察光村后的赞叹“别看这些门楼已破坏，但历史价值都写在它上面”，心中感受的却是烟花散尽后的萧冷和落寞，萌生出对过往历史的沉思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悬塑与福胜寺

福胜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寺院建筑坐北向南，中轴线有山门、天王殿、弥陀殿、后大殿等四进院落，钟鼓二楼雄峙两侧，并衬以厢房、配殿，排列井然有序。

有着悠久历史的福胜寺与其他名刹古寺香客喧闹相比，显得有些寂寞。但能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光村村民心中之宝，自然有它的不寻常之处。

寺中供奉着廉颇、蔺相如，能让廉、蔺与佛祖共享香火，全国仅此一家，这与光村蔺氏后人居多有直接关系。寺中彩塑全部采用悬塑方式，全国少见。

悬塑，是山西河东古代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雕塑方式。它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透雕之特长有机结合起来，使作品形象更生动，给观者身临其境的感觉。

福胜寺的悬塑，已被收入在《中国美术全集·古代雕塑卷》中。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弥陀殿内，弥陀佛宝座墙后的悬塑渡海观音。大慈大悲的观音脚踏祥云渡海而来，手持净瓶和柳枝，右下是善财童子合掌参拜。观音体态丰腴、眉清目秀、和蔼可亲，雕塑手法独特、立体感强，艺术价值极高，堪称雕塑之瑰宝。

2010年，光村被国务院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落历史文化挖掘、古民居维护修缮正有序开展，乡村旅游也被纳入发展规划。奋发求进、淳厚质朴的光村村民一定会再次惊喜地得到神奇的“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