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称谓始于何时

运城，因盐而兴，由运司城简称而名，已众所周知。然而，运城之名究竟始于何时？

传说四千多年以前，黄帝战蚩尤，夺盐池。那时，蚩尤部落居于盐池南畔。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盐业史》记载，“蚩尤城，古遗址。在山西安邑解池南。相传蚩尤被黄帝杀于涿鹿之野，其血入池化卤，形成解池，使万世之人食其血，今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其葬处”。蚩尤部落遗址村落，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被改称“从善村”，2003年6月，经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为“蚩尤村”。黄帝战胜蚩尤后，曾建都涿鹿，在今解州一带。

此后，尧帝初都蒲坂，后迁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城虽都近盐池而建，却均未建在盐池北岸。据《穆天子传》卷六记载，2900多年前，周穆王曾幸临运城盐池，然“宿于虞”，晚上住在当时的虞国都城，今平陆县张店镇古城村。

春秋时期，管仲推行“官山海”政策开启中国盐政之始；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将盐池收归国有；唐代刘晏创立“就场专卖制”，标志古代盐政制度走向成熟。对河东盐池的生产经营管理，自唐代起，盐官分驻解州、安邑两城，分别管理东、西两池盐务。这种办法一直沿袭到金代。元朝建立后，才在盐池北岸设立了盐运司，新修盐池神庙。也就是说，元代以前，历朝历代在河东设立的管理盐池的机构，均不在现盐湖北阜地带，就连池神庙也分建解州、安邑两地。这足以说明现盐湖北岸在三四千年以前，或有采集池盐的工人窝棚，但还没有形成人群聚居的村落，更不具备建城设都的条件。

从盐池生成的历史逻辑上推断，三四千年前的运城盐池水域面积应该比今天大得多。在盐池西北方向，或毗邻现在的盐湖区与临猗县交界处。《左传·成公》就记载——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注：“郇在解池西北，瑕在解池南。面积甚大，不可能全部划为晋国都城，此云‘居郇、瑕之地’，盖择其一部也。”后世并称，泛指临猗一带晋国故地。唐元和三年（808）柳宗元所作《晋问》一文，也有“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水经注》卷六记载，盐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周穆王、汉章帝并幸安邑而观盐池。故杜预曰：猗氏有盐池。”《天工开物》载，“解池界安邑、猗氏、临晋之间，其池外有城堞，周遭禁御”。

而现在盐湖北岸的中心城区，在三四千年前或仍有部分为盐池，或是其他水面。笔者犹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现圣惠路立交桥以北至工农西街还是一边水域。元初（也有认为是金代），现中心城区才出现了路（潞）村这个村落。

据池神庙内立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十五日的《解盐司新修盐池神庙碑》记载：“圣朝开创，就泉北二里治盐司事，至癸丑岁。”约元至大三年（1310）刻于《解盐司新修盐池神庙碑》背面的《新建解盐司历年增课记》也载：“窃大元开创，以神武定天下，财赋之事，尚未遑焉。列祖皇帝御极，大丞相耶律公领中书省□时，妙选士人之廉干者，咸荐诸朝，俾分掌诸道钱谷之政，则解盐使太原姚公行简亦其一焉。岁舍□申，锡以遵命金符，创立盐司，即盐池北阜，择爽垲之地以为治所，置盐场于淡泉之左……得□解盐司，既是路村，设置三十余年……至元二十年……遂移盐司于解州，徙盐场于西池……秋八月，乘传东来，同览地形及料盐，远迩酌饮淡泉，仰瞻庙貌。翌日复盐场于昔所。”

《复立解州运司碑》记载，元至元二十年（1283），吴从仕前来主持盐政后，“究弊源，主新政，首以复迁解州为便”，又把盐司迁回解州。

元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十二日《大元敕赐重修盐池神庙碑》又载：“我圣朝之开创也，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臣耶律楚材以经费为务，荐姚行简为解盐使，置司于路村，募亭户千为之商度区画。自是，保聚益繁，商贾益阜，鹾课日益以增，公私以为便……至元二十九年（1292）改为都转运盐使司，徙置路村，罢解盐使司……”

由上述碑碣记载可知，路村在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之前的元太宗窝阔台时就出现了。元太宗癸巳年（1233），窝阔台采纳丞相耶律楚材的建议，委任姚行简为解盐使，负责修理盐池损坏处所。姚行简绘制了地形图，报朝廷批准，将盐使司设置在了路村，并募集了千户人家，作了规划，营为聚邑。此即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河东盐法备览》（乾隆年间盐官蒋兆奎编纂）第二卷“运治门”中“城垣”部分所载:“运治之在河东，初不过弹丸一乡镇耳……元太宗时，姚行简绘图献议，始立司于池北之路村。”其间的至元二十年（1283），吴从仕虽又把盐司迁回解州，但至元二十九年（1292），朝廷下令将“陕西都转运使司”改为“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不但迁徙至路村，而且撤销了解盐使司。从此，随着河东运司名称改变，其职能也由原来统管陕西全路钱粮谷物征收、转运和仓库出纳，而变为专管盐务转运行销，路村遂成为全国唯一的盐务专城（《元史》卷八十五“二十九年，置盐运司，专掌盐课，其余课税归有司，解盐司亦罢”）。

元仁宗延佑（1314—1320）年间，仁宗以淫雨败池，减免引钞十之六七，民怀帝德，更路村名为圣惠镇，但时犹未有城池。元至正丙申夏（十六年，1356），那海德俊被任命总河陕盐院，方筑城池，称为圣惠镇新城。因城状凤凰，又称凤凰城。元至正十七年（1357）四月立石的《圣惠镇新城碑》，镌刻了自称条山后学乐闲处士黄觉撰文的《运使那海嘉议筑圣惠镇新城记》，就记载了这件事。元至正十六年（1356），可称为运城建城之始，距今已有669年。明代一些志书上记载的元至正二十九年那海德俊筑城是有误的。之所以出现这个误记，应是没有看到元至正十七年四月的《圣惠镇新城碑》。实际上，元至正二十八年已是元朝末年，朝廷摇摇欲坠，哪里有心思理会一个小地方的城池建设呢？

民国二十三年（1934）景定成总纂的《安邑县志》，记载了后世重修和加固运城城池之事，“明天顺二年（1458），运使马显重修。正德六年（1511），御史胡止为御寇计，增高数尺，改作四门，东曰放晓，西日留晖，南日聚宝，北曰迎渠，然犹未加石甓也。嘉靖二年（1523），御史卢焕甃其东，四年（1525）御史初杲甃其西，俱吕楠记。十二年（1533）御史余光甃其北。十五年（1536）御史沈铎、十六年（1537）御史何瓒、十八年（1539）御史陶谟相继甃其南，兼修四门重楼，于城角各筑望楼，周围增台铺各一十九。二十年（1541）御史舒迁重作外城，阎朴记。万历间砖甓侵剥，天启二年（1622），御史刘大受及运使孙可撰重修，刘敏宽记。崇祯七年（1634）御史杨绳武、九年（1636）御史姜思睿、十三年（1640）御史杨鹗连因寇警先后加修，增立敌台守望。清顺治六年（1649），姜镶猖獗，重楼台铺悉毁。十年（1653），御史陈喆及绅衿商庶捐葺。康熙十三年（1674），御史何元英又修，并增武备。二十四年（1685），御史李时谦与运使张鹏翮又修，自为记”。

由村而镇，由镇而城，运城之城池建设形制越来越完整。然运城之名始于何时呢？

《河东盐法备览》第二卷“运治门”写道:“元末，运使那海德俊再迁圣惠镇，筑凤凰城，以资保障，而运治始立名曰运城。”但这是清乾隆年间河东盐运使蒋兆奎一家之言。元末明初关于河东盐运的碑碣并无此记录。

查明朝历代皇帝朝政实录，在《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成化十年（1474）五月丁亥，命河东巡盐御史王臣再巡一年。先是山西、陕西军民奏河东运司私盐横行……盐池、长乐、圣惠镇三巡检司巡捕弓兵各该州县不时佥点，以致顽民劫掠拒捕伤人……且圣惠镇一司设于运司城内，宜移置近池，以便巡捕。”这段记载中，才首次出现“运司城”的叫法。

紧接着，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巡抚李侃、胡谧创修，阎朴、潘高续纂）、嘉靖四十三年（1564，巡抚杨宗气修，周斯盛纂）、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维桢修）《山西通志》，崇祯年间（1628—1644）《安邑县志》，均出现“运司城”的记载。

明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事件被贬为解州州判的吕楠曾撰文《修河东运城记》，“嘉靖三年（1524）秋，大水，运司城几圯。侍御卢公恻焉，欲砖甃以图久远……落成，运城人叹曰：……而又修书院，课艺不倦，博爱运学，周贫不私，此则真甃运城者也。……于是运城人曰：问甃运城记，得闻甃天下城记矣”。其嘉靖四年（1525）撰写的《甃运城西面及广郭门记》也有：“河东运司城，往年巡按卢公已甃东面……谓运城西面受患尤急，遂自九月兴作。”这是目前看到的最早把运司城简称为“运城”的历史文献。之后，明嘉靖十五年（1536，樊得仁等修）《龙门志》、嘉靖四十三年《山西通志》等也出现了“运城”的表述，但志书中更多的表述仍为“运司城”，且在从嘉靖、隆庆到万历、泰昌四代皇帝的朝政实录记载中，均还未出现“运城”之名。这说明，由河东盐运司到河东运司，由运司城到简称运城，虽已在民间约定俗成，并且得到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认可，但还未得到明廷之认可。

运城作为地名被载入朝廷文书，在明末第二任皇帝朱熹宗天启三年（162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记载，“天启三年正月丁巳，巡按山西御史刘大受言，臣前至河东即闻杨大高等号召贫民，远迩响应……运城盐课所出，眈眈虎视实系有徒，曾无一旅守御，大可寒心。为今日计，不得不设兵，设兵不得不议饷……”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五再次出现“运城”的字眼。“天启六年（1626）八月丙寅，巡按监察御史黄宪卿题盐政要务。……自大池外，有金井、有贾瓦，而又有西小女池，起地距运城可五十里……”

综上所述，运城称谓之始，根据笔者目前所考，从民间和地方而言，最迟在明嘉靖三年（1524）之前就有了，距今501年以上；从国家层面来讲，则始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距今402年。需要明确的是，运城实为盐运司城的简称，其名源于管理机构，而非泛指的“盐运之城”。

附记：有文认为，路村是曾居运城的路氏家族首先迁移于此而得名。《路氏家谱》收录的清乾隆十六年（1751）“河东路氏创建家庙碑记”写道，“考诸碑碣，所载路氏先世，原王庄其故里也，缘族繁地隘，遂居路村。则路村之名为路氏立，而路巷之称亦为路氏起也”。但《路氏族谱》又载，路氏家族的三位始祖路希颜、路希昇和路希远，俱为元末明初人，这和路氏家族现传至二十二代是吻合的。如依据此文，路村出现在元末明初。这和元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十二日《大元敕赐重修盐池神庙碑》载的：“我圣朝之开创也，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臣耶律楚材以经费为务，荐姚行简为解盐使，置司于路村，募亭户千为之商度区画。自是，保聚益繁，商贾益阜，鹾课日益以增……”以及《元史》卷九十四所载“太宗庚寅年（1230），始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从实办课，每盐四十斤，得银一两。癸巳年（1233），拨新降户一千，命盐使姚行简等修理盐池损坏处所。宪宗壬子年（1252），又增拨一千八十五户……”等文献记载，明显是不符的，时间相差了130多年。所以，关于路村的来历，仍值得商榷和探讨。但不管怎样，路村之名深刻在运城的城市记忆当中。笔者犹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的老年人管“到运城”还叫“去路村”。淮占科（作者系运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