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叙事中抵达永恒

□牛智贤

在当今散文创作的宏阔背景下，李立欣以其扎根晋南、心系家国的创作实践，呈现出一种沉稳而深情的风貌。他的散文集《南风薰兮》并非简单的风物志或怀旧录，而是一部以文学书写构建地方性知识、回应时代变革的用心用情之作。

李立欣的散文观，超越了体裁技巧的层面，深入写作伦理、文化立场与生命哲学的范畴，摒弃矫饰空泛，坚持“在乡土与烟火中寻找永恒”，让作品既承载个人记忆，又折射时代光影。这里，笔者结合文本解读、其创作经验及评论家见解，梳理、归纳其散文观的核心特质。

一、乡土书写的多元结构：风物、民俗与方言

李立欣对“乡土”这一概念立体化、多角度的诠释，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而是融汇了地理、历史、语言与生活，构建了一幅复杂乡土图景。

风物的人格化与精神象征。在李立欣笔下，晋南黄土地上的孤山、盐池、柿子树、洋槐花等自然风物，都被赋予了超越物理存在的精神内涵。它们既是具体的地理坐标，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他将南山的风提升至文明高度，“圣人说‘风是文明与教化，是世道与乡俗’”；百年柿树被描绘为“像民间昭德立风的树碑”。这种人格化笔法，让风物成为乡土精神与历史沧桑的见证者。

民俗的仪式感与情感内核。他对乡风民俗的描写，聚焦于其内在的人伦温情与生活仪式感。腌制韭菜花、熬制大烩菜、红白喜事中的“情帮”传统等，都被他挖掘出深厚的情感纽带。《人间烟火吃熬菜》一文中，熬菜不仅是食物，更是祖父在乡间威望的体现，是父亲“熬的是菜，吃起来却是人间烟火”的生命感悟。他将民俗细节转化为散文诗意单元，揭示俗世烟火中的文化密码与人情、人性之美。

方言的古音活化与文化自信。对方言的自觉运用与考据，是其散文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考证“咸韭菜”称作“han韭菜”的古音渊源，指出“晋南是华夏文化的滥觞之地，民间有许多古音与方言”。这是对语言现象的记录，更是通过“语言寻根”重建乡土文化自信。将“割麦”称为“po麦”，“池塘”叫作“池泊”，这些方言词汇既是地域标识，更呈现乡民思维与世界观，强化了文本的在地性与真实性。

二、日常美学的深度开掘：微观史与平民史诗

他拒绝宏大空洞叙事，转而采用平视视角聚焦日常，在微观历史与平民生活中挖掘史诗性。

选材的平民视角与微观史价值。他的笔触始终对准普通人：舅厦奶、老姑、洋马汉子、卖兔头的夫妇……通过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变迁。《舅厦奶》中对老人晚年与临终时刻的刻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反映了农村养老、城乡流动等社会现实。《与兔记》中，叙写20年前后人与兔的命运交织，记录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苍凉。这种“微观史”书写，让散文具备为时代“立此存照”的文学见证价值。

“美与善的双翼”：写作的伦理维度。作家张石山评价《南风薰兮》，“美与善是提领写作和阅读升华的双翼”。“美”体现为对生活细节的诗意捕捉，譬如，形容蒜香味“像贼一样见缝就钻”，辣椒炒葱如“明月配清风”。“善”则体现为对笔下人物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他拒绝居高临下的评判，始终以平视的角度呈现生活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这种写作伦理，使其散文既充满烟火气，又饱含人文关怀，实现了审美与伦理价值的统一。

乡愁的深化：从个人情感到文化反思。他的乡愁意识超越简单怀旧，是对逝去亲人的刻骨追忆，对地域人群性格（如万荣人的“zeng气”、新绛人的“和气”）的深刻洞察，更是对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怅惘记录。这份乡愁，关联着具体的生命体验，最终升华为对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根脉何处去的哲学叩问，从而使个人情感获得了普遍意义。

三、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土性与诗性的融合

李立欣在语言上有着高度的自觉，形成了一种“接地气而不失典雅”的独特文风，是其散文观在形式上的核心体现。

乡土词汇的文学化提炼。他大量使用晋南方言，却通过文学化处理，避免了生硬。用“见缝就钻”形容春风，把韭菜嫩叶比作“明茶”“簪头”，使土白的口语与诗意的比喻自然交融；化用古典诗节奏，如“南风生潞盐，黄土有韭菜”，赋予乡土语言庄重凝练的气质。

细节描写的感官化与拟人化。他善于调动读者的多重感官，营造强烈的代入感。写洋槐花，兼具视觉、嗅觉、味觉；写熬菜，用拟声词“文火‘咕嘟’一阵子”，画面感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将砂锅拟人化为“朴实得像位村里大叔”，将孤山形容为“有男人的样儿，有女人的范儿”，使物象充满灵性，成为乡土精神的化身。

叙事节奏的从容与情感抒发的节制。他的叙事娓娓道来，《老姑》中从家庭琐事引入人物刻画，抒发强烈情感时，始终保持克制，以冷静的笔调渲染。《舅厦奶》结尾，“我泪如以往，驻足望明月，明月依旧；泪眼问星河，星光隐约……”以景结情，含蓄蕴藉，尽显传统美学的韵味，让情感更具绵长张力。

四、家国情怀的升华路径：由乡及国的宏大关怀

李立欣散文观的最终落脚点，是深沉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乡土叙事自然升华而来的。

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同构。他笔下个体的生命轨迹，总与国家的宏观历史紧密交织。《垣曲人》中，通过伯父作为工人的家庭记忆，描绘了垣曲因矿产开采、铁路修建从“山野桃源”融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图景。个人“小历史”由此被巧妙地纳入国家发展的“大历史”叙事中，使家国情怀有了坚实可感的现实基础。

地域文化自信与文明传承自觉。他对万荣精神、新绛工匠精神的描写，背后是强烈的文化自信与传承自觉。书写绛州澄泥砚、“绛帖”等文化瑰宝，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与发掘，本质是对中华文明多样性与生命力的礼赞。

“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见证。通观《南风薰兮》，可清晰看到“乡土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变迁：亲族伦理变化、经济模式更迭、城乡关系演变。李立欣的写作具有文学见证的价值，为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留下一份充满体温与深情的文学档案，其意义超越文学本身。

一言以蔽之，李立欣的散文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晋南乡土为根基，借风物、民俗、方言的多维建构，确立书写的文化坐标；以日常美学为路径，通过对微观史与平民史诗的深度开掘，确立平视、真诚的写作伦理；以土性与诗性融合的语言为翅膀，形成独特文学魅力；最终，通过由乡及国的叙事，将个人乡愁转化为对文化传承与家国命运的关怀，实现“在乡土与烟火中寻找永恒”的理想。

其创作实践，为当代散文处理个人与时代、乡土与家国、审美与伦理的关系提供了启示。他的写作是文化抢救式的努力，更是精神上的寻根。透过《南风薰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故土的深情回望，更是时代巨变中借文学安顿个体心灵、凝聚文化认同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