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村的历史

吴国荣

十几年前，我在撰写我们村的村志时，曾有过一个基本的判断：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村庄，大约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相等同。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如滔滔江河，那么这些村庄的文化传承则是涓涓细流。这是因为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我们村就位于万荣县的孤峰山下、黄河岸边，名曰西杜村。西杜村和一桥之隔的东杜村，在乾隆版以及更早的《万泉县志》上，被统称为“杜村”。我们小时候，亦通俗地称为杜村，只是碰到外乡人，走亲戚或找朋友来打听，才具体地回问，以是要去桥东还是桥西的杜村来区分。

一

我们村的历史究竟有多长，长期以来，确是一本糊涂账。试想，一个一百多户、五六百口人的小村庄，既没有村志，又没有家谱；既没有保存下来的原始碑刻，又没有见诸经典的记载。因此，要弄清中国治理层级的神经末梢上一个小村庄的历史，谈何容易。在我满怀乡情的记忆里和搜索枯肠的信息中，只知道在我们村的周边，有龙山文化时期的袁家庄遗址和北吴遗址，有荆村瓦渣斜出土的原始乐器——陶埙。再就是搜集到的1930年10月30日至11月8日的一次考古发掘资料。那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古物保存所所长，我们邻村北吴村的卫聚贤先生与董光忠、张蔚然和聂光甫等专家在我们村开展的一次“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即汉汾阴后土祠遗址）之发掘”。这次国家层面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建筑构件、生活用品和钱币及装饰品。之后，在太原的山西公立图书博物馆进行了展出，一时轰动并州。无论该遗址的发掘最后鉴定是否为“汉汾阴后土祠”，但从几位考古发掘的专家，在不同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建筑规模来看，此处应该是汉代大型的宫廷祭祀建筑群。这便奠定了卫聚贤先生成为中国秦汉考古第一人，也是山西考古第一人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这也从另一方面郑重说明了我们村在汉代时期，烟火就已经很旺盛了。

和我们村的历史同呼吸、共命运时间比较长的，应该就数位于南头巷的一棵苍劲伟岸、斑驳虬蟠的古槐了。它高20多米，胸围五六米，虽然没有经过碳十四等科学鉴定，但传说汉唐时期就矗立在村子的中央。如果按照人文传统“槐荫后人”的民间信仰，古槐年代的确定就成为我们村的一个断代史的标志。在村中央，同样还有一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乡民心理诉求的建筑物——西杜大庙。该庙于2007年修缮时，古建专家根据形制特点，认为是明末清初的建筑。而该庙民国九年（1920年）的修缮碑记中也有“自前清康熙甲申、乾隆丙子历有重修可考，而创建莫稽焉”的记载。如果按照传统古建的维修规律来推断，八十年左右会修缮一次，那么大庙的创建时间，也就应该是明末清初，距离现今近400年了。但是，汉代以前的历史，汉代到明代的历史，以及何时名曰“杜村”，仍然需要我们继续研究挖掘。实际情况却是，现在满村找不到一家姓杜的，而吴姓大约是明中后期，从本县的通爱村迁徙过来，到现在已经四五百年了，显然早于“西杜大庙”的创建时间。那么，以姓立村的杜姓是从什么时候来到“杜村”，什么时候又消失的，这在我心里仍然是个谜，并且很难把我们村的历史续写完整。

二

一个村庄的历史有多长，无凭无据，只有耐心地等待、挖掘和研究。2012年秋天，时任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一民协同时任运城市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李百勤为凭吊中国考古先驱卫聚贤先生，追忆他的考古成就和学术地位，有幸来到我们村来考察。他们在去卫聚贤当年考古发掘地——阎子疙瘩的沟边，发现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片、陶器以及蚌骨等遗存实物。两位专家的田野考察，还把春秋战国时期实物遗存，和我们村周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联系起来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在去阎子疙瘩的道路上，汉唐时期曾有一条官道。同时，他们还在卫聚贤考古发掘地周边发现了“汉汾阴后土祠”当年的生活区、墓葬区。在当年发掘的区域内他们也发现了一座秦墓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卫聚贤老先生当年的考古发掘内容，也实证了西杜村先民上古时期的生活印记。

2021年清明节，我从太原回老家西杜村祭祖。祭祖结束后，听说村里新立了一块文物保护碑，兴奋之余，便立即前往查看。到了立碑之地的“活疙瘩”地中间靠崖跟一看，果然看到有一通碑刻。我进一步查看内容，发现碑正面刻有“西杜遗址”四个隶书大字，这通碑刻为“万荣县文物局2020年5月公布，万荣县文物局2020年11月立”。碑的背面，对“西杜遗址”的类型进行了界定，说它是一处“古遗址聚落址”，朝代为“东周—汉代”，保护范围“自遗址中心起向东、向西各延伸122米，向南、向北各延伸183米”。仔细查看后，我心中非常激动，西杜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居然以遗址的形式呈现在我们后人的眼前，而且更重要的是遗址朝代跨越时间之长，从上古直至中古。从遗址规模来看，南北将近400米、东西近250米，这在生产力低下、人口相对稀少的当时，应该是个不小的聚落了。从地理环境上看，聚落遗址的中心向北延伸183米，就到了卫聚贤考古发掘地阎子疙瘩的“汉汾阴后土祠”的崖底。但纵观整个地势走向，两处遗址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疙瘩”高地，都是坐北朝南、三边低、中间高，都是靠山靠沟。这也可能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风水，便于生产生活。汉代以后，或者汉代末期的西杜先民聚落，就已搬迁到现在住址的西杜村落了。至于因为什么搬迁，如何搬迁，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感觉现在的村落西、北高，东、南低，比较避风聚气，是方便秦汉以后的生产、生活的风水。但搬迁以后，村庄叫什么名字，亦不得而知。尽管从我们村现在姓吴的祖先迁移“杜村”开枝散叶，到现在已经20多代了，目前依然叫（东、西）杜村，“杜村”杜姓先民的来龙去脉、起止时间，几十年来，在我头脑里始终是个念兹在兹、朝斯夕斯的心结。

心有所想，必有回响。2025年8月15日，万荣县文化和旅游局分管文物的副局长沈伟杰打电话告诉我，有个湖北省监利市（县级）、在北京中国电信系统工作的杜姓同志，托人找到万荣县的熟人来寻根问祖。据他们杜姓的家谱记载，第一代宦游而迁居湖北的始祖杜恭顺公，是从山西平阳府蒲州万泉县双泉乡南吴里杜村走出去的。但是，查阅了万荣县的县志和其他资料后，均未找到“双泉乡南吴里杜村”出处的确凿证据。电话里，他谦虚而诚恳地认为我占有资料多等云云，想请我予以帮助查找，我答应试一试。事后，我见到和我同村，供职于太原市文物局的副研究员、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的后辈吴鹏程，便把此事告诉他。他是一个文化人，工作、干事都很有激情，加上此事又关系到我们村的历史。于是，他满口答应尽快查找。果然，第二天，他就把查到的资料截图发给我。我问在什么资料上找到的，他回答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乾隆版《万泉县志》上找到的。原来清朝乾隆年间，或者更早之前，万泉县东南就有一个乡叫作“双泉乡”，“双泉”就是取自孤山八景之一的“双泉碧流”，以景名乡，此景距离我们村也就二三里路，看来古人比我们现在人还是要斯文。至于“南吴里”，就是当时乡下面的一个管理层级，在我们村二里路的北边。“南吴里”所辖乌苏、胡村、北吴、南吴、袁家庄和杜村共六个村子，现在依然存在。“杜村”就是我们现在的（东、西）杜村，可能那时一桥之隔的两个自然村，就是一个行政村。随着确切资料的发现，所有的疑惑都随之迎刃而解了。寻根问祖的杜成新先生在苦苦追寻八年之后，能得到这个清朝的官方信息，试想，此时的杜君真有“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状态。他便于当月下旬，携夫人尹娟及长子浩然、次子计然，驾车从北京赶赴现在的万荣县皇甫乡的（东、西）杜村来寻根认祖。

杜先生认祖时我在太原，虽然没有碰面，但他把我拉进了他寻根认祖相关人员的群里，并给我寄来了他们最新编撰出版的家谱。在家谱里曾收录十五代孙杜善庠同治七年（1868年）写的叙。叙里写道“间尝游山西，历蒲州，履万泉，至南吴里，览府县二志，访先人故址，遗老告余曰：某村某丘某先人之所居也，某田某地某先人之所耕钓也，祖宗坟墓皆在”。这说明外迁杜氏家族历代都有人寻根问祖，及至清同治年间，故居和祖坟，即使是遗址，也都还能辨认。但现在不但看不见杜氏家族“荒冢一堆草没了”，连我们吴家老祖先的坟墓，也都在特殊年代给铲平了。这种折碑平坟的行为，实际是对历史的主动湮没。

在杜氏家谱里，我熟读了外迁始祖恭顺公的生卒时代，也了解到他不平凡的经历。在和杜成新先生建立联系之后，我也看到了他为这次寻根问祖所写的《访万泉·寻祖根》，文中首先介绍了始祖的情况：“我荆襄（荆州—襄阳）杜氏始祖杜恭顺，字十五，号太和，授太子太傅、荣禄大夫、礼部尚书，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四月十五日酉时出生于山西平阳府蒲州万泉县双泉乡南吴里杜村，殁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初十日卯时，葬襄阳府枣阳县凤凰山尾。南吴里杜村杜氏于西晋末叶从陕西西安（京兆郡）迁移过来，形成杜村。杜恭顺元末自山西宦游襄阳府襄阳县清河里……洪武二年己酉始迁襄阳府枣阳县附城双沟……”

杜成新先生对外迁始祖的陈述，和我在他们家谱上看到的内容相一致。他们的家谱，始修于外迁始祖杜恭顺公的儿子杜敬先公。敬先公历任太子太傅、兵部右侍郎、工部侍郎、光禄大夫、上柱国兼礼部尚书（二品，明初设丞相）等，履职不凡，应该说他有很深厚的文化修养，在他致仕之后为其父辈以上的家族修谱，无论是从占有史料，还是从行文逻辑上来看，都是很严谨缜密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杜恭顺公生于元皇庆二年，即公元1313年生于万泉县南吴里杜村，到今年已经712年了。而在生他之前的以姓立村的杜氏，又是于西晋末从陕西西安（京兆郡）迁移过来，那么，“杜村”真正有据可考的历史，到现在已有1700多年了。如果这样推算合理，那么我们村的古槐至少也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西杜遗址”上的先民是从东周过渡到汉代，汉代之后西杜村落的居民，是从“西杜遗址”迁移过来的，还是从杜姓立村开始的，现在仍需深挖细究。历史不能假设，考古需要双证。在没有取得确切证据之前，至迟以姓立村的“杜村”村龄，可以类比古槐的树龄，甚至古槐比“杜村”更早。无论如何，得感谢这位生于现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上沙村，现工作于中国电信的杜成新先生，是他点亮了寻找万泉县双泉乡南吴里杜村的明灯，是他让今天（东、西）杜村的历史文脉可以延伸到1700多年前。

三

弄清一个村庄的历史，可以印证、充实、完善中华民族发展史。如此看来，西杜村的历史，或者说西杜村区域内的历史线索，从大的方向来说应该是比较清晰了。史前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西沟边的碎石陶片；夏商周时期有“西杜遗址”及“遗址”周边的遗物；秦汉时期，有秦墓、“万泉县阎子疙瘩汉汾阴后土祠遗址”。隋唐以后就更具象了，有古槐，有长期以来在后坡、在阎子疙瘩、在介子坡或盗墓或整地打墓捡拾到周秦汉唐的器物。宋元明清时期，就被以杜姓立村的“杜村”全覆盖了。尽管中间的历史还有一些模糊的阶段，比如说，“西杜遗址”上汉代以后到西晋末叶，以杜姓立村前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先民在此生产生活？如有，是哪一方创世的先民？比如说，杜姓在西杜村消失，如何消失，去向何方？以至吴姓到来之前这一段，此村是否空白，还是吴姓就接续了杜姓？有人说，这和明初“杀了千家西杨李，捎了八百小杜村”有联系，但是我认为这是传说，而不是信史。对于这么严重的历史事件，明史里没有记载，野史里也没有找到有关故事的记载。这于治史者来说，没有依据的传说，特别是没有准确时间概念的传说，就不应盲目接受。在历史事件的素材选择上，需要慎之又慎。

其实，对于编写村史来说，不仅不能道听途说，也不能完全局限于碎片化的细枝末节。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实物和文献资料来说，基本上就已涵盖了西杜村历史上各个重要阶段和比较大的朝代。新石器时代，西杜村靠山临沟，皇天后土，先民们可以穴居田野，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结绳记事。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为奴隶主在高强度的劳作下，没有人身自由，劳动成果被奴隶主无偿占有，仅能保障最低的生活水平，以维持生存，传宗接代。到了封建社会，“三家分晋”后的魏国军营里可能就有西杜地域里的士兵。“文景之治”时，西杜村的先民肯定享受到了朝廷的恩惠，“汉汾阴后土祠”就是最大的明证。到了大唐盛世，“西杜古槐”必能遥见长安的灯火；李世民驻兵孤峰山，西杜村地域的居民亦会朝觐或应征；之后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福音，必然会映照在柏林庙下的西杜地境。宋辽金西夏时期，河东地区受金统治，这时应该称杜村地域的臣民，亦当受到国家撕裂、民族互殴的痛苦。社会发展进入元明清以后，杜村臣民生活在相对大一统的国家，纳粮上贡、应征入伍，成为杜村居民的普遍义务。也应有个别优秀人才，或服务于军帐或履职于府衙，尽职尽责，献身于国家，世世代代以微薄之力，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祖祖辈辈置身于本土的乡民，躬耕之余，还自捐银两、庀材施工，搭建着自己信仰的庙堂，“西杜大庙”等儒释道的建筑是也。明末清初以至于民国，晋商云涌天下，杜村乡民，奉行耕读传家，农商结合，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外出经商的乡民，大部分流布在陕甘宁地区。有一句话说，“要想早发财，庄稼搅买卖（即经商）”。我们村解放后几座有影响的四合院、三合院，就是清朝中晚期建起来的。比如张智德祖上的，吴爱英祖上的，吴守印祖上的，吴世龙祖上的，吴锐祖上的，张建强祖上的，吴金龙祖上的，笔者祖上的，都是那个时期建成的。其中，吴迎太（已去世，房子已卖给吴汉杰）家的梁脊板记载为“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三月未时重修”。解放以后，社会发展形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行共产党统一领导，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人人有地种，村民自己当家作主，共同建设着美丽乡村，街巷硬化、路灯照明、吃上自来水，千年旱塬浇上黄河水。村民外出打工自由，外出求学自由，只是村庄愈来愈萎缩式微。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村，或者说西杜村这块土地上的臣民，始终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趋从，随着中央政权的更迭而委顺，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田地，年年为统治集团交粮纳税。国家开疆拓土，西杜居民勇于参军参战，保家卫国。地方有公共建设工程，西杜居民总是积极投工赋能。前朝后代，经春历秋，栉风沐雨，西杜，或者说西杜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总是和历史同呼吸、共命运，遍览二十四史，纵观天下风云，将孤峰山下的双泉碧流汇入汾水，汇入黄河，汇入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滚滚洪流。

黄河金三角地区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黄河金三角地区的每个村庄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涓涓细流。保护古老的村庄，就是保护中华文明史，保护好农村每一项非遗的技艺，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保护、研究、弄清农村每一段独特的历史，就是充实、完善、印证中华民族的断代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从古至今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农村组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也需要许许多多古老村庄的居民踔厉奋发、守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