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中的运城力量

■樊峻峰

黄水汤汤，中条巍巍。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撕裂了中国大地的宁静，抗日的烽火迅速席卷全国。值此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在文化底蕴深厚的运城，一大批文人志士以笔为戈、以墨为血，利用报刊、书店、舞台等阵地，充分发挥戏剧、新闻、文学、美术、音乐的宣传、鼓动功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艺救亡运动，用文化的光芒照亮了抗战的暗夜。

◆报刊新闻篇

笔墨淬火壮行色

在全民抗战的重大历史节点，新闻工作无疑成为无声的号角，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斗争意识，激励了国人共御外侮的抵抗精神，为最终的胜利构筑了重要的舆论阵地和文化防线。

万荣籍杜任之，1933年10月被上海反帝同盟总部派到山西工作后，即开始抗日宣传活动。其间，他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出版了《中外论坛》《文艺舞台》，撰写了《生活动力》《争取民族的生存与文艺应有的方向》等论文。在担任《突击》刊物主编时，编发了《西安事变专号》，发表了《对内团结，对外抗日》等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临猗籍刘盥训即在《国民外交》等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抨击不抵抗政策。万荣籍阎又文在担任《奋斗日报》社长期间，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鼓舞士气、统一思想、传播信息的作用，为凝聚抗日力量作出了贡献。

1936年春，闻喜县上王村剡希何在闻喜中学创办了《闻喜新闻》周二刊，介绍全国抗日新闻及本地一些相关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该刊更名为《抗战新闻》。在牺盟会的领导下，他白天教书育人，晚上收听新闻，刻印报纸，凌晨张贴散发。报纸宣传的抗日动态，成为闻喜人民了解抗战时局的重要窗口和激发爱国情怀的有效载体。1942年，剡希何在日军监狱壮烈牺牲，年仅36岁。

闻喜县张雪霞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创立了涑水学社，创办了《呼吁》《涑波》《野草》等报刊，坚持宣传抗战主张。

樊耕农是盐湖区寺北村人，“九一八”事变后，经常撰写抗日文章，印刷和张贴宣传抗日的传单和标语，后又担任《晨光》杂志编辑。1937年，他与王芷蘅、屈斗三合作创办了《河东日报》，他一人兼任收录新闻、撰稿、排版、刻字、印刷等繁重工作。1939年夏季，他到中条山第七专区任《战垒报》编辑。在他的宣传鼓舞下，许多青年走上了抗日道路。

景昌之是安邑县景梅九族侄，也是一位红色报人。早年在《京报》任编辑，傅作义将军把《新闻简报》变成军报《奋斗日报》时，景昌之为首任社长。1942年到延安后，他被分到《边区群众报》，协助胡绩伟工作。1943年，景昌之被任命为《陇东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这份创刊早、影响大的陇东地委机关报，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永济韩村张士岗，在日军侵占永济后，连忙赶印出油印刊物《烽火战报》，揭露日军的罪恶阴谋，鼓励民众坚定抗日信念。

垣曲县古城村叶澜，1939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即任延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记者、编委、组长、秘书等职。同为垣曲老乡的张会敏在1935年参与抗战报纸《垣民之友》发行活动，后遭追捕，遂到北平坚持为报刊撰稿。

运城三路里村裴源发，1936年2月参加革命后，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将他的名字改为彭平。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后从事过多项革命工作，特别是担任《新中华报》办公室主任后，在新闻业务上发挥了他的文化优长。由于在报社工作出色，曾受到朱德、陈云同志的表扬。

1941年，垣曲青年姚前因父亲惨遭日军活埋，带着家仇国恨，突破日军封锁线，前往陕西汉中第七中学就学。在学校，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带领同学创办了《新世纪》《暖流》《野火》等抗日报刊，组织同学们带着他创作的《给先烈们》《被压死的人》作品，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平陆县葛赵村令狐献于1938年赴延安抗日女子大学学习。1942年8月，调中共晋绥分局，任《抗战日报》编辑，以笔名竹影发表了大量抗战文章。1944年调任新华社太岳分社，任编辑科科长。后长期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1939年，平陆籍抗大学员李玉峰被分配到河北省平山县农会工作。同年8月，被调到晋冀四分区前卫报社，从事新闻稿件撰写工作，后又担任报社教导员。几乎在同一时期，老乡冼依也在延安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冼依在去延安前，曾在河南陕州上中学。在校期间，他曾创办《儿童周报》，发出救国呼声，鼓动民众反对当局腐败。

先后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平陆县堡子村的富文，1942年6月被分配到晋绥分局《抗战日报》任记者、编辑，此后，富文长期从事新闻工作。

芮城县东滑村董英，早在运城国立中学读书时，就将参加运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所见所闻写成通讯报道，以董俊为笔名在运城的《生存》杂志和西安的《挺进》杂志上发表。1937年董英在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到民族通讯社榆林分社（绥蒙分社）任记者。

芮城县原村陈剑平，受党组织派遣，于1936年6月到西安工商报馆任编辑，与报馆的7名共产党员一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西安事变”后，他们以记者身份进入工厂、学校，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激励民众投身抗日斗争。同时，他还利用新闻平台，广泛接触工商界爱国人士，鼓励他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当时，工商报馆抗日爱国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国风日报》是抗战期间有影响力的报纸，为辛亥革命元老、安邑人景梅九在北京创刊。抗战期间，经中共组织推动在西安复刊，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舆论阵地。主持报务时，景梅九极力主张对日抗战到底，反对退让、妥协、投降。报纸大力赞扬抗日将士，揭露当局倒行逆施。该报虽属民间报纸，但一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开展宣传，复刊时景梅九任社长，编辑部采访主任、副刊主编、校对主任等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国风日报》非常重视运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其副刊上的专栏《木刻前哨》尤为突出，该副刊强调“抗日高于一切”。因木刻具有强烈的黑白对比效果，是最简便、最有效的宣传工具，该报经常刊发。这些作品深刻揭露了日寇暴行，生动展示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代表作品有《夜袭》《机枪阵地我军英勇之姿态》等。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永济吴村的抗日英雄杨振邦，于1938年冬创办了《条山战斗报》，在当地宣传抗日理念，鼓舞民众士气。参与策划创意的包括冯彦俊、丁皖生、周果夫等。在刊登大量的当地抗日新闻同时，该报还转载新华日报有关全国的抗战新闻。该报后更名为《冲锋战报》。当年，在该报影响下，当地学生纷纷加入抗日队伍，从军报国。

闻喜县仪张村刘郑东于1939年进入抗大学习，1940年担任《太岳日报》《新华日报·太岳版》、新华社太岳分社记者。在采编岗上，他每月发表稿件达17件之多，用新闻人的担当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舞台戏剧篇

曲荡河山凝众志

抗战时期，进步戏剧不再是单一的娱乐工具，而是作为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凝固国魂的精神武器。众多运城文化人士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抗日救亡主题的剧目，有街头剧、活报剧、儿童剧、小话剧，以及蒲剧、眉户、道情等地方戏。这些作品，均发挥了广泛的宣传动员、深刻的教育启蒙、强大的精神鼓舞、灵活的斗争作用，在伟大的全民抗战中，体现了舞台担当。

河津籍著名戏剧家墨遗萍，1938年任边区战地服务团指导员，与边区文协柯仲平、马健翎共同创办了“边区民众剧团”。他编导了《正气图》《洪承畴丑史》等戏剧作品。1942年，该团更名为延安南区合作社蒲剧团，又加工创作了《柜中缘》《河伯娶亲》，以古喻今，丰富了戏剧表现题材。该团的主要演员有须生许民智，正旦董福盛、来喜子，小生李文俊，二净王茂林，小旦李玉仙，花旦苏英，老旦王月华，大净武家平。后来，该团并入陕北文工团。

1936年夏天，景梅九成立了晋风社、唐风社。1937年，来自河东的老乡阎逢春加入了晋风社。阎逢春为演好抗战剧目，经常聚集在景家园子里练身段、吊嗓子。这些抗战剧目在西安各剧场演出时，景梅九诚邀社会各界名流看戏，以唤起民众的抗日激情。1942年秋天，阎逢春从西安回运城时，日伪警备队长以每场50块大洋的出场费请阎逢春出演，阎拒绝出演，最后连夜翻越中条山，逃出运城。而对仰慕他的抗战英雄杨振邦，阎逢春与其结为莫逆之交，杨亦成为阎逢春的铁杆票友。“晋风社”在1945年改为“虞风社”，下设有“雪耻蒲剧团”，该团由杨振邦创办，阎逢春为台柱子。1945年正月初三，杨振邦将军在西安安排了一场由“雪耻蒲剧团”演出的晚会，开场戏为新编蒲剧《还我河山》。该剧以永济雪花山抗日为背景，颂扬了抗日志士同仇敌忾、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西北剧社是由杜任之发起组建的抗战剧社，后为加强编演国防戏剧，宣传抗日主张，他又领导组建了太原民生剧院。抗战爆发后，旅居甘肃平凉的今临猗县南赵村的王子钦，与当地的晋声蒲剧社演员过从甚密，常为其创编剧本。为了揭露日寇暴行，弘扬抗日英雄，他创编了《百灵庙》《卢沟桥》等抗战戏剧。《百灵庙》以中国军队与日寇血战百灵庙的史实为依据，歌颂了傅作义将军及其部下英勇顽强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

1939年8月，闻喜籍青年景炎从抗大毕业后，留在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当演员，次年任晋绥冀边区少年艺术队队员。他编写了《谁是好孩子》《溺爱》《爱护村的儿童》等剧本，歌颂根据地人民抗日事迹。此外，他还编写、导演了《摸嘴》《抓特务》《捉鬼小站岗》《可怜的孩子》等剧目。

抗战期间，还有许多运城籍文化人士在不同场所积极参演抗日剧。猗氏县大杨村李中和，1936年在山西大学理学院加入“牺盟会”，参与组织“国防话剧团”演出抗战剧目。猗氏县兴教坊阎遐早年在天津读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经常在城关、牛杜一带演出抗日剧目。夏县南关村张映雪，1937年秋从太原返回运城，带领几十名进步学生组成大众剧团，自编自演系列抗日剧目。

1937年10月，稷山县清河县立第三民族高级小学的爱国师生，在党的抗日救国纲领的感召下，成立了“怒吼剧团”，剧团虽存续时间不到半年，但编演的《死亡线上》《逃难》《捉汉奸》《小放牛》等感染了无数观众，当地许多青年观看这些剧目后当即参加了八路军。

“伍姓儿童团”是在1939年中共临晋县委创建的伍姓支部指导下成立的一个以演出、刷写标语为主的小型儿童团体，当年的20多个小演员，活跃在临晋、虞乡两县交界一带，小演员们教唱民众抗日歌曲《保卫祖国》《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保卫山西》等。在贺文华老师指导下，该团还排演了线猴戏（提线木偶），借旧戏《扫秦》骂秦桧，新编《扫汪》痛斥汉奸汪精卫，编演《扣财鬼》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1938年2月，牺盟会运城中心区“大众剧团”数十名团员，在团长苏志乾（稷山人）带领下，来到猗氏县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这些演员，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受到当地群众普遍欢迎。1938年10月，“大众剧团”编入猗氏县抗日游击支队后，原剧团中的小演员和新补充的小演员组成了猗氏县儿童剧团，团长上官敬信。该剧团经常在坡上一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祖国》《抓汉奸》《松花江》《渔光曲》等剧目，动员群众积极抗日。不久，该团与万泉县宣传队合并为“新声剧团”，1939年7月改编为“黄河剧团”。

同一时期，“解县儿童救国会剧团”也比较活跃。该团除演出大众化传唱歌曲外，还演出了《平型关》《八路军》《我们都是穷朋友》《九一八》等。

运城中学音乐教师陈楚桥，毕业于北平戏剧学院，1937年“大众剧团”成立后，他加入该团，先后编导了《放下你的鞭子》《布袋队》等剧目。该团曾在30多个县演出过抗战剧。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绛县横水镇青年乔亚与同乡几名青年在闻喜县参加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被编入决死三纵队“前哨剧社”，随剧社转战晋东南一带，演出抗战剧目、歌曲，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另一绛县老乡韩淮同在“前哨剧社”共事。

1943年，傅作义将军为鼓舞将士抗战斗志，让众多晋南籍士兵看到家乡戏曲，特地在西安、兰州招聘到一批流落西北的蒲剧艺人，组成了傅作义亲自命名的“唐声剧社”，河津籍将领董其武任名誉社长，地下党员阎又文任社长。该团有蒲剧四小名旦之一的王元凯，须生屈兴成，小生舒明贵、畅玉虎、郝小楼，大净任金柱，老旦张金忠，正旦胡玉芳，武旦张引成，丑角吴永胜等。该团除演出传统剧目外，主要演出《卢沟桥》《百灵庙》等新编的抗战剧目，阎逢春饰演傅作义将军。

著名戏剧家赵乙原名霍志坚，1921年出生在安邑张岳村。抗战期间，担任过山西新军二一二旅“黄河剧团”队长，编写并参演宣传抗日的戏曲和说唱节目，激发战士们的斗志。

安邑郭店村樊天水是当地有名的演员、油画家、花鼓手。抗战期间，他自制一些道具、行头、乐器，成立一个木偶剧团，经常在稷王山周边村庄演出。除传统折子戏外，他还编演一些抗日题材戏曲，宣传抗日救国主题。有一次正在公村演出，遭到日伪军破坏，剧团遭受重大损失，但他们依然与敌周旋，坚持演出。

李醒民是万荣县太赵人，日寇侵占运城后，他召集流落的蒲剧艺人，组建成“文艺先锋蒲剧团”。李醒民主张抗日，经常同日寇作战，因而团里演员都配有战马、手枪，每次演出时，都有专人掩护。

烽火年代虽渐行渐远，但演艺人士以戏曲方式体现出的抗战精神，同样辉映戏曲史册。

◆文学阵地篇

字里烽火燃九州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运城一些进步作家也在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拿起笔，用心血和才智，以骨气和担当，尽到了作家的职责。另有一些进步人士以文为媒，以书为枪，纷纷开设红色书店，一方面传播知识，启迪民智，一方面吸引心向光明的青年学子。在漫长的暗夜里，这些作品犹如照射远方的灯塔，成为广大民众救亡图存的精神向导。

国学大师姚奠中一生始终伴随时代风雨艰难前行。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掀起反日高潮。19岁的稷山学子姚奠中作为运城菁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愤然创作并参演了话剧《万宝山》，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出行，辗转苏州、南京、安徽等地。1937年，他正在南京寓居，被同学柏逸荪安排到柏的老家安徽泗县暂避，南京失守后，他便参加了柏逸荪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姚奠中先生曾创作长篇古诗，以叙事的手法描写了到达安徽后整整一年的曲折经历和感情波澜。全诗792字，其中，“齐心赴国难，誓词相慷慨。一旅虽寡弱，男儿当自强。”“无术纡国难，慷慨我心悲。”尤其令人叹惋。2010年夏天，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姚老先生用毛笔重新书写了《一年纪事》长卷，时年98岁。

据姚先生回忆，1938年投笔从戎后，他还为游击队撰写了《结盟誓言》。热血沸腾的他当年还作有一首七律《泗城感时》以抒发情怀：“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零风雨间。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关山。”作为游击队秘书，姚先生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一边宣传抗日。当年在泗县寓居时，面对文庙，他作过“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诗句。1940年，27岁的他路过安徽蒙城时，在庄子庙前，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写诗三首。其中有“我来谒生庙，怊怅心欲摧。豺狼横九有，中原多奸回。战血生青草，白骨化尘灰。扞敌同所愿，阋墙倍可哀。”在他看来，即便庄子生逢此战乱，也会高声恸哭。他的忧愁是深沉的，同时流露出要在此艰难处境中淬炼与超越的深意。

日寇投降后，他即作诗句：“夜暮沉沉渐次开，一天曙色自东来。十年泪尽苍生血，万里江山此日回。”姚先生的学人风骨和家国情怀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王汶石是荣河县鱼村人。1942年赴延安任西北文艺工作团创作员，参加了延安整风、土改、大生产运动等。在此期间，他开始写作歌词、剧本，随后又参加到街头诗歌和秧歌的创作队伍中，先后担任过演员、歌手、创作员、研究员。王汶石的抗战题材作品《抓壮丁》是一部秧歌剧，创作于1942年他在陕甘宁边区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期间。该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幽默诙谐的表演形式，反映了民众对战争的无奈与反抗。‌此外，他还创作了《边境上》等作品。这些作品多以陕北民间艺术形式呈现，如秧歌剧、歌剧等，兼具革命性与群众性。

1940年，河津县南阳村（今属万荣县）青年知识分子李尤白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创作长篇叙事诗《吕梁山的野牡丹》及300余首新旧体短诗，结集出版诗集《葵藿》《不已庐诗稿》。

1938年秋，来自临晋县陶唐村的姚青苗，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早在太原上学期间，他便参加山西左联和社联工作，开始了文学创作。1939年从鲁艺毕业后，在牺盟会编辑《黄河》。全面抗战中，他创作了150篇中短篇小说和七八十篇论文、杂文、散文、诗歌，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杜鹃花》，描述日军疯狂大扫荡，抗日部队机关战士四散避难，报社编辑碧生与剧社女演员杜鉴的邂逅、相爱，其主题是表现“战争与爱情”。作家把两位年轻人在战争中的惊恐、互助和相爱，写得舒缓、浪漫、温婉、悲怆，凸显了永恒人性在战争中的萌发、绽放，反衬了战争的残忍、罪恶。小说突破了战争题材小说的模式和写法，成为抗战文学中一篇鲜见的经典之作。1945年，他到西安《益世报》主编副刊《语林》，并创办《骆驼文丛》。姚青苗是抗战时期一位重要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姚雪垠、姚奔并称“三姚”。

李健吾是从今盐湖区走出去的一位著名的戏剧家、翻译家、文学家。抗战期间，他创作了著名话剧《黄花》，反映抗战时期一位空军烈士未婚妻命运的故事。短篇小说《使命》描写的是知识分子下乡宣传抗日的经历。小说揭示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对民众进行“心理的建设”，唤醒其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抗战期间，在孤岛上海，李健吾积极参加进步戏剧活动，面对残酷的社会环境，他通过创作和改编话剧来体现自己的爱国情怀，作品往往以历史或外国故事为壳，内含反映抗日救亡、反抗压迫的意蕴，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史念海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学生时代，他从家乡平陆到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发愤苦读。后来，在其代表作《中国疆域沿革史》中，作者专列“鸦片战后疆土之丧失”一章，并在多处对抗敌御侮的民族英雄褒扬有加，并呼吁“光复旧土，还我山河，是在吾人好自为之。”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中国的运河》，体现了先生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也寄托着先生期待民族富强的热切向往。

1945年8月，李逸民写了反映家乡遭日寇侵略沦陷后百姓苦难生活的散文《忆》，发表在西安《国风日报》。

1937年，武克仁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即回到家乡运城（原籍荣河县周贾村），与地下党员畅子正、王满耀一起成立“生存书店”，书店经销的进步书籍有：马恩列斯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时局与形势》，有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还有艾思奇的学术著作及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作家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这些书籍很快吸引了无数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同时，这里还成为中共在运城的秘密联络点，也是党在运城的地下工作机关。

秦学原名孙秦学，是闻喜县西官庄人，1939年7月到延安后，被分配在中央发行部任发行员，负责发行《解放杂志》《新中华报》《中国青年》及其他书籍。1939年9月，他转到刚成立的新华书店进货科工作，不久又调任书库保管各种图书。1940年，秦学又加入新成立的中央出版局。1943年，调任解放日报总务处。1945年转至新华社从事后勤工作。

1936年，平陆县张峪村青年李春甫在太原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及抗日救国会。当年冬，他借50块大洋创办了“读者书店”，先后翻印《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多种书籍及机密文件。同时，利用书店的便利条件，担任友仁中学支部书记和太原市工委青年委员，负责学生工作。

稷山籍黄礼明，曾于1933年在运城开设“进化书社”，从京、津、沪、冀、鲁等地的进步书店，经常订购进步书刊，积极向社会各界推销。

◆大众艺术篇

艺心勠力筑长城

音乐、美术、摄影都是大众艺术。在抗战时期，艺术家或以旋律激发民众的抗战激情，或以木刻绘画为媒介，揭露日寇暴行，唤醒民众奋起抗争，或用镜头定格军民奋战瞬间，以艺术构筑起全民族共赴国难的精神阵地。

朱淑清是运城城南人，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舟冰，1940年先后在延安女子大学、陕北公学、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20世纪40年代其担任演员期间，主演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等歌舞剧。早在延安秧歌运动中，她就谱写过一些曲子，包括协助爱人关鹤岩（著名作曲家）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包括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此后，还参与整理改编《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五首》，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

出生今盐湖区冯村的吴毅，1939年到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5月，调任太行山挺进剧社指导员，1941年1月到延安鲁艺深造。之后，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歌剧《血泪仇》《两种作风》《王克勤班》和独幕话剧《军民一家》，这些音乐作品富有民族风格和战斗性，为观众所喜爱。

当年担任运城中学音乐老师的陈贵和，曾创作出《辽东泪》《杀敌歌》，后还出版了《抗战歌曲集·西北号角》。

安邑县半坡堡霍子江7岁学画画，抗战期间，他看到抗日部队在峨嵋岭上行军的壮观景象，就画出《十八条岭行军图》，另外还画出了《割麦》《送粪》等反映战争年代乡土生活场景的美术作品。

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吴正中，是新绛宋温庄人，鲁艺毕业后，曾在根据地参与过《血泪仇》《兄妹开荒》《王德锁减租》等剧目的排导。

猗氏县景滑村曹速原名张骏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弃学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他爱好音乐、戏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曾为《兄妹开荒》合乐，经常教唱战士们眉户、中路梆子、晋剧、歌曲。工作间隙，还给同志们制作二胡。一些抗战歌曲从延安一传过来，他就马上教大家唱。此外，他还经常根据斗争需要，创作一些小剧目。“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晋西南区大会上马上用民歌“卖烧土”调编填歌词向群众宣传，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罪行。曹速的绘画艺术也很精湛，在晋绥分局机关，他经常给同志们画像。机关开大会，悬挂的毛泽东主席半身彩色油画像，就是出自他手。1941年6月，德军侵苏，晋西南党委苦于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曹速赶忙根据报纸上的木刻地图，精心刻画并用三色印出一张全新的苏德战争态势图。每天晚上，他把从收音机听到的国际新闻、重要战事变化都在地图上标明。后来，他又用中文、日文刻印了大量油印传单，并配有图画，由武工队张贴到敌占区和周围村庄，既教育动员了人民群众，又瓦解了敌人。1943年，他绘制了一幅敌后根据地抗战形势图，三色套版油印，新华社记者还将这些地图分送给驻重庆的各国大使馆。此外，他还用木刻艺术表现过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鲁迅、高尔基等形象。他工于书法，晋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场张贴的大幅施改纲领，就由他用隶书工整书写。在当年的晋绥边区农村，他以各种美术字书写了大量宣传标语。

张映雪，原名张之淮，夏县人。1939年3月，党组织安排他去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之前，他曾在家乡向邓勋辰、南仁甫等先生学习绘画。从鲁艺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中华报》任美术编辑，后来又回到鲁艺美术系工作，创作的《陕北风光》等作品深受公众喜爱。

1940年，陕北公学迎来了一位来自山西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名叫林军，平陆常乐镇人。从鲁艺美术系毕业后，他继续在部队从事美术创作，先后任抗大分校文工队美术组长、晋绥军区《战斗画报》美术编辑、《西南画报》副主编。

郝世保，1922年出生于今临猗县孙吉镇，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被调至一一五师司令部，在摄影训练班学习摄影。同年任秘书处摄影员，1943年任一一五师兼《山东画报》摄影记者。其间，他主办了两期摄影培训班，为部队培养了100多名摄影人员。其创作的抗战摄影作品大都发表在《山东画报》上。代表作有《刘少奇到山东》《罗荣桓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埋雷反扫荡》《梁山战斗》等，1945年，山东军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画册《攻克莒县城》。

侯波是由夏县走出的著名红色摄影家。1939年至1944年，她先后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并开始从事摄影工作。她创作的大量摄影作品，成为革命年代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

碧水长流，河山永念。

文化薪火经过战火淬炼，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往昔黄河激愤的怒吼、中条山不屈的脊梁，全部熔铸进历史的壮阔进程中。这些刚劲的木刻、定格的影像、雄壮的旋律、强劲的文字，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民族的呐喊，在烽火连天中构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也为这片英雄的土地留下了最为珍贵的文化记忆和无比雄伟的精神丰碑。

（作者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