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与运城盐池盐法改革

盐池神庙碑林记者 薛丽娟 摄

赵波

运城盐池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内陆湖泊，具有4600多年的开采史，历史上以盛产“盬盐”“大盐”“颗盐”“潞盐”而著称于世。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是维持人体正常功能不可或缺的物质。在我国古代，盐历来是国家控制的重要物质之一，是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期“通天下之财，而盐利过半”，盐利起着稳定国防、稳定经济、稳定民心、稳定政权的重要作用，所以自汉至明清以来，朝廷对食盐实行的都是垄断经营之策。

据《宋史·食货志下一》记载：“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这说明宋代针对盐采用的还是“榷禁”制度，禁止民间私自贸易盐铁绸茶酒等物质，即由官府经营生产和销售，不允许通商，不允许私人贩卖食盐获取丰厚的利润。

在宋代，运城盐池属陕西路管理，被称为“解池”。解池不同于其他地方盐池，是天然结晶，集工捞采，成本低，产量大，地理位置特殊，处于中原地带，供应全国三四十个州郡。然而，盐的搬运任务，官府则让当地百姓无偿承担，如果在运送过程中产生损失，也由搬运的百姓来赔偿，否则就会被披戴枷锁，关进牢房。当事人若是逃跑，便捉拿他的家人顶罪，弄得千家万户惶恐不安，再加上生产和销售的官员之间相互勾结，损公肥私，使得国家利益大多进到了经营盐业的官员和地方官府官员的腰包。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在汝州（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做知州的范祥，便提出了解盐的改革方案。一是产销分开，原先官营销售改为通商，让商人自由贩卖；二是原先用实物换盐的做法改为用票券换，减少运送成本；三是防止西夏的“青盐”倾销内地，先由商人运输，再卖给官府，由官府统一销售；四是有盐商暂时去不了的地方，继续由官府销售，旨在保障民生用盐。范祥的解盐改革方案，商人持观望态度，贪官暗中捣乱，朝廷也不批准实施，盐法改革方案，一拖就是4年。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包拯一连上了三道奏折《言陕西盐法》，坚决支持范祥的解盐改革法案。在奏折中，包拯结合自己两年前在陕西担任转运使的经历，向朝廷阐明旧盐法的危害性。他说：“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旧法虽能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民困兵疲，新法虽减少了国库收入，但可以保养民力，“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包拯受皇帝指派再度进陕，“臣奏敕差往陕西相度盐法，自入陕西界，沿路访闻”，了解百姓对食盐销售的建议和意见，更加坚定信心，确立了盐法改革是“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热”的好盐法。

包拯在陕西转运使（辖境约今陕西、宁夏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任上，光明正直，不徇私情，曾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的经济政策。他经管解州盐务，曾经筹划解盐生产、运销制度，以畅通商贩，增加盐税收入，国家、军政费用等方面调理得当，官民称颂。他为了支持范祥的解盐改革法案，力排众议，使皇帝最终下定决心，下令陕西路的盐法按照范祥的方案执行。同时，包拯又继续上奏皇帝提升范祥职务，因为范祥知晓解盐法的利害，事权归一，才能有望早见成效。

仁宗皇佑初年（公元1049年），任解盐制置使、太常博士的范祥改革解盐制度，遭到榷禁派官僚何郯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时，包拯已任三司户部副使，在新法的立场上，坚决支持盐钞制，向仁宗奏称“盐钞法”，实施后“久而终成大利”。他会同陕西路转运使魏瓘等人，帮助范祥制定新法细则，使盐钞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一年后，解盐的财税收入多达221万贯钱，两年后，又为朝廷创收215万贯，比改制前官销每年增加盐利收入几十万缗。

正是由于包拯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和忠君爱民的思想，范祥的盐法改革得以成功推行。据《山西通志》记载：包拯在任陕西转运使期间提出：“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他还曾提出“经度解盐，以通商贩，军国赖之”（《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宦绩》）。解池盐法改革成功后，各得利益，盐工和解州民众在解州东门口立碑一通，以示对包拯的纪念。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包拯与运城盐池的这段历史，也让其公平正义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的果敢行动，不仅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还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食盐的流通和发展，值得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