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里的诗情

■孙云苓

我长到3岁多，都没有见过父亲。我经常问母亲我有爸爸吗？他长得啥样？母亲就指着炕桌玻璃下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说：“那就是你爸，如今在南山的牛棚里放牛呢。”我明显感觉母亲回答我问题时很不开心，就不敢再问，只好隔着玻璃看着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帅气男人，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和我对视着，让我莫名有些熟悉的感觉。

我从小有胃病，母亲经常炒面豆子给我吃，说是养胃。记得那天，母亲把刚炒好的面豆装到一个洋瓷盆里，放在了炕桌上。不料，母亲刚转身，桌上的玻璃就碎了，那声音很脆，好像一瞬间惊醒了我的灵魂。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清晰起来。

玻璃下面是一些老照片，有父亲那张，还有一张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的母亲非常美丽，留着短发，目光纯净，五官几乎无可挑剔。母亲嘟囔着：“感觉不太烫了，我才端过来的，咋就把玻璃炸了呢？”她一边把面豆收起来，一边整理照片。

我随手拿起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看着，无意中翻转过来，发现照片的背面有模糊的钢笔字迹。那时的我虽然小，母亲已经开始教我认字了。

我就问母亲：“妈妈，这是写的啥？”

母亲回道：“那是一首诗，是我当年送给你爸的。”

“是诗啊，什么是诗啊？”我好奇地问。

母亲说：“诗就是，你心里想说的话，马上不想说给别人听，就悄悄地用文字记下来。”这是我对诗最初的印象。

母亲名叫胡晖琪，毕业于北京助产学校，是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的学生。年轻的母亲为了爱情，追随着当年的父亲来到黄河岸边的小城，却在1957年和父亲一起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陕西三原的一个小村子。父亲被关“牛棚”时，母亲怀着我，带着7岁的姐姐和两岁的哥哥，在那个小村庄无助地度日。后来，哥哥和姐姐先后因病去世。对母亲而言，那是怎样的一种打击！母亲说，当时怀里的我就成了她的救命稻草。在等待父亲回归的那些日子，母亲一边照顾我，一边靠着阅读支撑着自己。那时的母亲最喜欢读《红楼梦》，为了哄我睡觉，她总是轻轻地念起书里的诗词，其中《葬花吟》我印象深刻：“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奴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寂静的夜里，小小的我经常是在诗词的韵律里慢慢入梦，那时我脆弱的灵魂已经能感受到那些诗词里的忧伤。

我4岁多那年，父亲才从“牛棚”回来了。他把失去一双儿女的悲伤强压回心里，并心疼地安慰着母亲。农学院毕业的他却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面对苦难的经历，他乐观幽默，会在劳动时唱英文歌，会随口说出很美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父母的言传身教，在小小的我心里埋下了诗歌的种子。

15岁那年的春天，随着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父母带着我们姊妹4人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地山西运城。父亲继续在运城农学院教书，母亲则回到当时的地区医院妇产科继续工作，整个家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突然离开故乡，我心里的离愁别绪无处安放，就感觉那些无端的情绪需要有个出口。于是，我便开始悄悄地写作，其中以诗歌居多。给老师同学写信的时候，在信的后面总要诌上两句。后来，灵感多了，我就把那些像诗又不像诗的句子誊抄在一个绿色的笔记本上。

母亲发现我竟然学习写诗，就陪我到当时的新华书店买了《泰戈尔的诗》《志摩的诗》《艾青诗选》《李清照诗词选》等。阅读使我受益匪浅，我陆续又买了普希金、歌德、裴多菲、叶芝等诗人的诗集。那时的我如饥似渴，边阅读，边模仿，边把自己内心的感悟写成分行的诗句。

后来，我大胆地往外投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的诗歌就陆续地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上过《诗刊》《人民文学》《星星》《文艺报》《黄河》《山西文学》等，还获过几个奖。看到我的诗发表了、获奖了，父母非常高兴。

1984年，20岁的我考到了运城报社工作。作为媒体记者，我的包里总会带着笔记本和笔，只要有灵感，我就会随时把诗句写在那些采访本上或者随手拿到的一张纸上。

于是，我的办公室或者家里随时拉开抽屉，都会发现各种我在纸片上或者本子上写的零散诗句。有的就几句，有的已基本成诗。慢慢地用诗表达自己，成了我的一种生命状态。

在我30岁的时候，出版了诗集《湿漉漉的记忆》，父亲高兴地拿着我的诗集送给他的朋友们，还特别嘱咐人家：“我女儿的诗写得不错，你们要认真读啊！”

那时的我，悄悄在心里下了决心，我要当个真正的诗人，起码每十年出版一本诗集，算是送给自己和父母的礼物。

后来，虽然一直没有放弃写诗，但我的主要精力已经不在这方面。说好的十年出一本诗集的事情也被无限期地延后。

好在，写诗的习惯我一直保留着。记得有一年的秋天，我就写了50多首诗，因为长期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在我写完一首长诗走出家门的时候，竟然有些恍惚，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那些年，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会陪母亲到小城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我们各自拿一本书读，然后交流一会儿，又开始各自阅读。如今，想起来那样的时光太奢侈了。我和母亲的关系像是闺蜜，我们一起谈论文学，一起修改我新写的诗，有好多私密的话，我可以随时跟她说，包括我的情感困惑。

2011年初，母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那种悲伤瞬间将我淹没，整整一年我都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里不能自拔。我仿佛是在那一瞬间长大了，感觉到了时间的存在。我在心中感叹，时间似乎永远年轻，并使一切慢慢老去。

我发现，只有用诗歌能表达出那种无法言说的悲伤。沉淀3年后，我写了一组纪念母亲的诗《岁月的陶瓷》，发表在了2013年4月的《诗刊》上。其中一首题目是《一味绝望的药》，那是我陪母亲找一位老中医看病的时候，看到他手写的药方上竟然有我的名字“云苓”，我当时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味绝世良药，能拯救我的母亲。可是，我却是一味绝望的药，面对疾病和死亡，我是那样无能为力。

母亲走后，我一度怀疑人生的意义。曾经也是诗人的母亲，为了她爱的人和我们姊妹几个，放下心中的诗与远方，甘愿平庸，她值得吗？我想，那个在照片背后写诗的母亲，心里一定也有过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母亲弥留之际，我曾经试探着问她：“妈妈，为了爱情，您义无反顾跟随我爸，受了那么多罪，甚至没有见到姥姥最后一面，您后悔吗？”

当时，已经气息微弱的母亲清楚地说：“无怨无悔……”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得到或者付出爱，就是意义吧。

母亲去世后，父亲也病了。父亲在农学院教的是生态农业，那本《生态农业》的教材就是他亲自编著。父亲一生都在追求“无公害”的环境和绿色的食品。这本诗集里“辑三”中那部分有关生态的诗歌，大多是受父亲影响。《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是父亲推荐给我的，我从这本书里获得了不少灵感。

这些年，我的诗歌，从小我的情绪，到感悟生命的无常，到后来扩展到对人类自然生存环境及宇宙时空的关注，再到如今，涉及人的心理和灵魂以及生命维度的思考。这大概就是我个人成长的轨迹，也是我诗歌创作的一步步台阶。

最近，因为右膝关节扭伤，我不得不请假在家，腿疼行走不便，心却静了下来。我开始阅读前一段在网上购买的德里克·沃尔科特、艾略特、布洛茨基等诗人的诗集，还有最近比较火的残疾女诗人余秀华新出版的诗集《后山开花》，还抽空读了《苏东坡传》等。通过阅读，这段时间我好像找到了自己诗歌表达的突破口，写了《不一样的痛》《给时间一点时间》《鱼的魔术或者我们自己》《那时，我们离土地很近》等，这也算是伤痛带给我的别样惊喜。

做了近40年的媒体编辑记者，其间在《运城晚报》主持了14年的非虚构“情感讲述”专版，在别人的故事里体味人生百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机缘和心灵的成长。这些年，除了日常工作的文字，我也写过散文、随笔甚至童话等，对各种文体我似乎都有所涉猎，但依然从骨子里喜欢用诗歌表达自己，这种表达是自由的、松弛的。我很享受这样的表达方式，把内心的感悟和灵感以诗的形式体现出来，似乎无意中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常常沉浸在诗歌的意境里，不知今夕何夕。

我自认为，心中的诗情是血脉里带的，是来自父母文学青年的基因，更来自他们对我毫无保留的爱和引导。

我是个幸运的女子，除了父母的爱和丈夫的呵护，还得到了师长们的帮助和朋友们的支持，那些亲切的面孔都在我的心里，也都在我的诗里。

这次整理诗集，我特意添加了年轻时写的部分诗歌，那时的激情如今很难寻觅，添加了好像更能完整地体现我诗歌创作的脉络。

我整理着诗集，那些不同时期写的诗，带着不一样的心境，让我不得不感慨时间的无情。好像我在梳理着自己生命中的细节，又好像在心里和天堂里的父母对话，他们从小喂养给我的诗句早已融入我的血液里，并会伴随着我慢慢地老去。

我很庆幸，今生能用诗歌表达自己、安顿灵魂。因为有诗，让我在时间里成长并疗愈了自己。

在这里，也希望我的诗歌能像我的名字“云苓”一样，具备某种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