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县志中的百年回响

□许琛

▲俞家骥，1920年任临晋县知县，1925年任雁门道道尹，1956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浩瀚的史书中，县志无疑是一座地方历史文化的宝库。百年前一位临晋县长关于修志的叙述，不仅展现了志书编撰的艰辛与庄严，也凝结着一位地方官员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忧思。1923年冬月，时任临晋县知事俞家骥在《临晋县志》序言中，全面回顾了这一志书的修纂经过，其文笔沉着，情感真挚，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当地文化的深情。

典籍有据

俞家骥先生自1920年由榆次调任临晋伊始，便察觉县志缺失的严峻现实。他在序言中写道，光绪庚辰年（1880年）艾绍濂曾对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王正茂所纂《临晋县志》进行续修，然因战乱频仍、水患侵袭，志书多已散佚。俞家骥先生忧心忡忡地指出：“今失不修，后将无徵矣。”这一表述，道出了县志作为地方历史文化“集大成者”的不可替代地位。

民国初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民生凋敝之际，一部地方志的完成，不仅难能可贵，更显其背后推动者的魄力与理想。更为感人的是，面对经费短缺、人手不足等困难，俞家骥并未退却。他与本地士绅商议未果后，积极向许海澜先生（许鉴观，字海澜，原雁门道道尹，临猗县临晋镇许家庄人）求助，后者慷慨捐出俸禄千圆支持修志之举，并嘱托俞家骥“主其事”。两位地方大员之间的交谈朴实无华，却体现出一种对家国文化命脉的深刻认知与共同责任。

志体有序

从序言来看，俞家骥不仅身体力行，还深入参与了修志体例的确定与主笔人员的遴选。在他看来，赵意空所著《乡宁志》体例精审、笔力雄健，遂通过友人介绍，邀请其主纂临晋新志，并推荐宿儒于延梁为其副手。在两位主笔的组织下，《临晋县志》于1921年仲冬开笔，至1923年春成稿，冬季付梓问世。遗憾的是，襄助此事的许海澜先生于前岁辞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全志大纲共分六部：图、考、略、谱、录、记。其中，“图”与“考”并行，既有地图实测绘制，又有沿革、疆域、城邑等注释说明；“略”则涵盖物产、赋税、职业、风俗、军政等社会生活全貌；“谱”着眼于人事制度，记载清代与民国地方官员与科名选举者；“录”重在人物精神风貌，设有名臣录、乡贤录、烈女录；而“记”则将古迹、金石、掌故旧闻一一记载，兼收并蓄，力图完备。

俞家骥先生特别强调了“宁简毋繁、宁缺毋滥、宁淳朴毋粉饰”的编纂原则，并指出：“旧志之所载，不轻言删；新事之所增，更须慎之。”这一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全志定下了基调，也正是其能成为今日研究临猗县人文历史、发展演化的重要原因。

情怀有深

为何在那个荒乱和变革交织的年代，一位地方官缘何如此重视修志？为何一位乡贤，会捐资千圆成就一部志书？

这个问题背后所体现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时代风云的深刻体察。俞家骥先生曾求学于北京，许海澜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两人虽背景各异，但都在时代激荡之际开眼看世界，他们亲历清朝覆灭、科举废除、帝国侵凌，敏锐察觉到时代的断裂与剧变。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他们尝试去准确记录、完整保存本地的文化脉络，为定位历史提供坐标、为未来发展提供罗盘，他们的修志行动，不只是一时冲动，而是对创造未来的理性判断。在这本县志编写的26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次县志编写，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现代意识的先声。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文化更迭迅速的时代，如何重建共同记忆、保存地方文化基因、理解社会结构的演变，县志的内容和创造过程正提供了宝贵的路径。

历史回音

县志，不仅是地方官治理成果的汇编，更是地域社会文明的缩影。一方志书，承载着百姓的生活方式、生产结构、文化习俗、教育发展与道德认知；它不仅记录过去，更为后人提供了认知自身、了解祖先、重建身份的重要途径。

百年之后，再次翻阅《临晋县志》，创作者笔下对文献整理的执着、对史实求真的严谨、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记述，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一份文化的托付。

百年之前，俞家骥先生在县志序言末尾写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他以自身微力，践行着“立言”之道，成就了这一“可与天地并久”的文化事业。百年之后，重读县志，不仅是在追寻一段文字的历史，更是在对一代人的文化使命致敬。今天，我们更应从这样的文化传承者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担当起守护历史、赓续文脉的使命，以笔为耕、以志为田，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