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文化进入区域社会史研究

□以清

《超越信仰：明清高平关帝庙现象与晋东南乡村社会》书影

山西大学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丰硕，影响广泛，近年来围绕人口资源环境、华北乡村社会、革命根据地建设等专题发表大量论文，出版诸多高水平著作，与南开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研究团队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华北版图”。

在长期田野调研过程中，山西大学团队一方面深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丰富内涵，一方面不断产出高水平成果。郝平、杨波的区域关公文化专题论著《超越信仰：明清高平关帝庙现象与晋东南乡村社会》（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山西大学区域社会史研究和民间文献研究“两手抓”的重要成果之一。

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图腾，关公信仰与关公崇拜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民间文化，在山西尤其晋东南地区颇为兴盛。据统计，高平关帝庙可达上千座，“远远超过高平463个自然行政村的数量”。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历史上的关帝庙一大半都被保存了下来”，而且庙中留下大量碑刻，形成宝贵的文献资料。

目前历史研究主要依据的仍是文本史料，虽然口述访谈与实地调研可以提供大量的非文本史料，但还是难以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度探讨。高平存有的大量关帝庙和碑刻文献，实现了原址、原貌、实景、实物等非文本史料与文字记载等文本史料的相互印证，不仅共同呈现出“一幅以关帝庙为文化标识的传统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文献的地方性也更容易彰显关公文化、关帝庙影响的区域性。

郝平带领团队在走向田野收集民间文献的基础上，开拓出山西及华北村落历史遗存与保护发展方面的综合性研究，为其在关帝庙遗产调研方面提供较多便利，获取了许多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拓展了关帝庙、关公文化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

结构清晰是本书一个显著特点，作者在梳理了高平关帝庙发展轨迹与分布状况后，分别考察了关帝庙作为“现象”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与经济影响，不仅使关帝庙的内外属性得到较好呈现，也扩展了相关研究思路。

在文化层面，书中介绍了高平关帝庙的名称流变与特点，有助于读者进行综合理解。民间百姓对于关帝庙的“日常需求”较为普遍与实际，主要是“御灾捍患”“祈求保护”“治病求财”“赐降甘霖”“求子求福”等。作者经过实地调研，对关帝庙的复合性文化与综合性功能进行分类，大致包括“关公与文昌（魁星）”“关公与奶奶”“关公与二郎”“关公与鲁班”“关公与大王”“关公与玉皇”“关公与佛爷”“关公与老君”及“三义庙与五虎庙”等，反映了区域关公文化的内在差异。此外，关帝庙的习俗文化还借助演戏酬神、春祈秋报等具体活动得以体现，内容丰富，情节具体，乡土气息浓厚。

在社会层面，作者主要考察了关帝庙的信仰群体、管理组织、管理制度及村社治理等问题，对关帝庙的分布情况、日常管理、实际功能、村社关系进行调研，以关帝庙的筹资与兴建为例，呈现关帝庙的管理实态。由此看来，关帝庙的社会性管理对地方日常规训产生较大影响，从而使其成为区域文化信仰、社会认同、经济交往的中心，为维护地方稳定、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关帝庙虽然具有明显的文化与社会功能，但其创建、维护无疑与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作者从基层经济收入与财政结构方面切入，讨论经济层面的关帝庙现象，因为这是关帝庙创建、维护与发展的基础。关帝庙的收支与花费，无疑是基层村庄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分析指出，村社以关帝庙为中心的经济收入大致包括布施捐款、社费、地亩摊派、社产与社费经营收益、“灯油钱”（公共管理服务费）、庙产与庙田收益、借贷、摇会收入等。不过，具体到每一个村社的关帝庙兴建，其经费来源与财政保障则不尽相同，依作者归类，有的以捐款为主，有的以摇会为主，有的以村社积累性收入为主，有的以村社经营服务性收入为主。总之，高平关帝庙修建过程中的经费来源较多，是多途径筹措的结果。

在文献实证基础上采用量化分析，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作者不仅对于高平关帝庙的分布情况进行全面梳理，而且对于相关庙宇的融资、开资进行计算分析。以光绪年间寺庄关帝庙重修为例，统计得出，“大概三分之一是布施收入，三分之一是摇会收入，还有三分之一则是村社自身积累或经营性收入”。民国九年，庄子关帝庙重修的资金来源则包括缘布钱、地亩摊派钱、卖树钱、粜粮食钱、社首镇秋之年积余钱，占比分别为38%、23%、17%、14%和8%。

作者的实证与分析，基于大量原始的碑刻文献。在本书后半部分，除了对高平204座关帝庙的基本情况予以列表呈现之外，还附录了作者团队收集的高平关帝庙碑刻文献，上溯明代，以清代、民国为主，包括创修碑、重修碑、布施碑、诉讼碑、规约碑、记事碑等，内容丰富。

通过带领读者从关帝庙进入高平乡野社会的历史长廊，领略多彩的区域文化，作者力图从“超越信仰”的角度，解读关帝庙现象，体现了与大多数关帝文化研究者不同的思路与方法。正如作者所言，关帝庙现象“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整体现象”，“关帝庙现象存在于关帝庙、村庄、区域和整个中国乃至中华文化圈的不同层级的尺度上”，“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上”。这种分析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关帝庙现象、关帝庙文化、关帝庙经济，以及关帝庙对于区域社会的影响。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行，相信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团队一定会继续走出山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出一条能代表中国学术、中国学派的社会史研究大道。 （《忻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