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医与医学的巨变

□于赓哲

儒医是对中古时代“士人”与“医者”“鬻技”与“医学爱好”诸多分层的一次整合，宋代儒医秉承唐后期士人阶层对医学的爱好，但突破了鬻技的心理障碍，从而带来了医人阶层乃至医学的巨变。

宋代儒医阶层的出现是唐后期士大夫阶层“尚医”行为的延续和升华，而这种行为的体现就是士大夫们之间医学文本的交换。士大夫以交换“信方”的方式公开探讨医理，并进一步塑造起以文本为基础的“更高”等级的医学研讨模式。

阅读并且传承医学文本，原本就是医者的理想，是多种医学知识传授方式中最高端的，唐人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序文中将自己的著述初衷表达如下：“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多为欺诒，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他希望通过《千金方》的撰写，改变知识分子只习阅经学和文学书籍的风气，以求人人通晓医术。

中古时期医学知识的流传中，自学、家学、师徒相授都是重要的渠道，“关于春秋以迄于隋唐这段时空长河中的医学知识掌握者，个人基本上是以‘知识人’这个词汇来概括他们。这里说的‘知识人’，在意义上其实是很笼统的，一个人只要在能读会写之外，再具备对传统中国医学知识思辨体系的理解能力，大概便能够纳入此一范畴”。

但是毫无疑问，起码在“知识人”的认知中，拥有阅读书籍、解读书籍的本领才是一个医者鹤立鸡群的必要条件，例如许翰《修职郎宋侯墓志铭》：“宋侯讳道方，字义叔，世河东人。父曰可德，有隐操，好五行三式、星历丹经神奇奥衍之学，从方外士客游梁宋间，遂家襄陵。义叔年十五，念贫无以为养，则辍其所学诗书而学为医，取神农、帝喾以来方术旧闻，昼夜伏而读之，二年曰：可矣！始出刀圭以治人病，往往愈，益自信……义叔非有世业资借，专用古法以治人，邃张仲景，尊孙思邈。初以年少后起，邑中老医俗学者皆意轻之窃笑，已而见其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据依不妄，稍复畏而忌之。久而靡然屈服以定，遂为医宗，名号闻四方，缙绅大夫道过邑者必求见之。”在许翰的表述中，宋义叔卓然于众医者的原因是“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从而使那些庸俗医者折服，使“缙绅大夫”无不视其为同类。

与欧洲古代的状况相似，宋代从事所谓“外科”和牙科治疗的一般都被视之为赳赳莽夫，“一见文繁，即便厌弃”，这势必便会招来时人尤其是儒者的鄙视，所以能否读书、能否通晓文理是衡量医者水平的重要标准，起码在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典籍中是如此。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