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家长也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李开周

民国时期，小孩上学不受户籍限制，北京的学生可以到上海就读，东城的学生可以到西城就读，农村的学生可以到市区就读，只要你能通过入学考试（在民国上小学也有入学考试），只要家里出得起学费，想去哪所学校上学就去哪所学校上学。

但是民国学校在录取上也有点儿不公平：每一所大学录取新生，都是其附属中学的学生占优势；每一所中学录取新生，也都是其附属小学的学生占优势。入学考试的考题都是一样的，问题是附属学校的老师往往参与考题编写，知道每年的入学考试会出什么考题，讲课的时候捎带着都把考试重点给学生讲透了，所以附属学校的考生更容易考出好成绩。

由于上述原因，民国的家长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考入某某大学，首先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该大学附设的小学和中学；要是想让孩子将来进教会大学接受高质量的现代化教育（民国时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相对高过非教会大学），那就先让他去入门级的教会学校就读。

民国时代的交通条件远远没有今天好，想让住在西城的学生每天去东城上课，那是不可能的，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家长们必须把家搬到东城去，纷纷在东城买房或者租房，使学校附近的住房市场火爆起来。这样一来，类似今日家长抢购学区房的情形也就在民国时代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她很小的时候，父亲想让她将来能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于是把她送进当时北师大的附属小学——厂甸小学，他们一家人也就搬到厂甸附近的椿树胡同定居了。再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大陆女作家冰心，她父亲谢葆璋对贝满女中严谨的校风抱有好感，让冰心去贝满女中（今北京二十五中的前身）就读，贝满女中旁边就是剪子巷，所以他们全家在剪子巷长期租房。

在民国时代，除了中小学生的择校问题对住房市场造成影响以外，各大高校的大学生更是给学校周边的房东和二房东带来了滚滚财源。例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内住宿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在校外的公寓里租房。再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上海大学，由于土地紧张，一直没有自己的宿舍，连教学楼都是租的，学生们只能租住附近的民房。

1929年，海派作家祝秀侠写了一篇《怅惘》，提到上海近郊的一个村落，村里农民盖了“平排五幢的房屋，专为邻近大学的学生寄宿”，房东为了多收房租，把房间隔得很小，“简直像火柴匣子一样，放下一张书桌、一个藤篮和一铺床，已经是打不转身”。相信今天在都市村庄租房的大学生读到这段文字以后，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