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嶷：执法如山 名垂青史

□赵炎 陈贤武 张家庆

张克嶷号拗斋（意为倔强，不轻信，有主见），人如其号，他宁愿不升官不做官，亦绝不耍那些小聪明而背弃国法的原则。

张克嶷（公元1646年~公元1721年），字伟公，号拗斋，山西闻喜（今属绛县下庄村）人。清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二十年改刑部主事，累迁员外郎、郎中。二十六年出任广西平乐知府，三十四年转广东潮州府知府。桐城派古文宗师方苞誉之“三晋士大夫语其乡人立名义而多文者，必曰张潮州拗斋。”（《潮州知府张君墓表》）《嘉庆一统志·潮州府》称他“清廉慈惠”。

涉官宜严

所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员为民表率，负有教化之责，如果视法律为儿戏，还如何要求百姓遵法守法？所以，张克嶷对于官吏及官亲的违法犯罪行为毫不手软。在刑部任郎中（正五品）时，有一件狱案牵连到时在朝中掌权者的一位族人，刑部中的官员们都不愿亦不想插手审理此案，于是，张克嶷挺身而出，请求单独来审理。张克嶷很是较真儿，他心里只有“国法”二字，天天带人去内务府（清朝管理皇家大小事务的总机构）缉拿，内务府长官很不耐烦，以“其人出使了”为借口予以推辞。张克嶷还是不依不饶，呈文询问此人出使何地，何时归来，力请内务府长官——总管（正二品）来示知，又请刑部尚书奏请康熙皇帝要说法。这件事干得有点出格，案子虽然最终没办成，但听闻此事的人无不对他秉公执法的行为肃然起敬。但他因此得罪权贵，遂外放偏远之地。

判决宜公

“判决宜公”，就是不怕压力，求取公平、公正、公开。譬如在潮州知府任内，张克嶷就碰到过一件压力甚大的案件。

当地有个土豪看中了一个小户人家的闺女，非要娶来做妾。可是人家姑娘早已和邻村的一小伙订了婚，双方家长怕出意外，决定赶紧给孩子们完婚。谁知就在男方迎亲的路上，这个土豪打了埋伏，抢走了新娘，打死了新郎，已拒捕多年。

张克嶷莅任后，接到报案，经明察暗访，终于将土豪捕获归案。由于人证物证充足，案件审理很顺利，按律当斩首，并行文上报刑部。

案子到此并未有何压力，但没想到土豪后台很硬，竟买通了省里的最高长官总督和巡抚。督、抚委托道台向张克嶷求情，声称“如能稍为拖延一下处决的日期，自当暗地里奉送黄金四百镒（古代计量单位，一镒为20两）”。面对这种状况，《清史稿》记载甚生动，张克嶷拍案而起：“吾官可罢，狱不可鬻也（罢我的官可以，法律原则是不能出卖的）。”毅然处决了那个土豪。

有个人假借亲王的命令来开矿，张克嶷就把他抓起来，这个人竟出示“龙牌”（皇帝赐给皇族的身份凭证），现场执法的官员大惊失色，张克嶷下令把他暂行收监，再派人将“龙牌”申呈上级部门鉴别，等上级认定作假的结论一下，立刻将罪犯杖死。

他治潮五载，崇正气，辟邪风，清除了州衙中那些像蛀虫一样的腐吏，禁绝各种贿赂公行的行为，肃清吏治，僚属皆勤勤谨谨，奉公守法。

遇众宜疏

“遇众宜疏”，这个原则跟“法不责众”的概念是两码事儿，其意义在于分主次的疏导权重，惩首恶，宥胁从，既维护了法的尊严，震慑了罪犯，又彰显了治民之实——“可矜”和“留养承嗣”。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福建平和人罗辰入大埔境内，假称是明朝遗裔，聚众千余人于白叶旗山顶坪，自称大将军，声势浩大，向周围索取粮饷。

潮州总兵薛受益急调中书黄带兵会县令周际春，檄清远总练率乡壮至白叶旗山，由张克嶷带领，以副将杨于广为先锋，即日疾驰援救。他命官兵迅速占据白叶旗山，设疑兵，严加防守而大造军声，罗部不敢迫近。

适逢夜半大风起，张克嶷率精兵200名突袭其营地，叛军惊呼：“大兵至矣”，率残众奔旗山。张克嶷又在中途设伏攻击，斩其首领三人，余众投降。罗辰遁逃，山上据点设施尽被官兵焚毁。

由于清代军功奖赏优厚，广东巡抚将要为其请功，张克嶷却说：“这些人只是寻常盗贼，不是明裔。兴大狱，株连必多，恐怕会激起民变的。”于是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役，办成了普通盗案，为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免了刑责。

《大清律例·刑律·贼盗》“谋反大逆”条规定：“凡谋反不利于国，谓谋危社稷，及大逆不利于君，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官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已未行，皆凌迟处死，并有株连之刑。”如若以谋反定罪，此案的数千人则无一能够存活，并且他们的家人也无法逃脱，株连下来，因此而死者恐不下万人。张克嶷矜恤人命关天，以强盗案结案，保全了万余人的生命。在我国传统社会，人命关天，生命是一切的基础，张克嶷此举是最大的“仁”，是名副其实的循吏，理应名传后世而被世人称颂。

顺便说一句，罗辰聚众于大埔白叶旗山叛乱，事见乾隆《潮州府志·征抚·罗辰传》。惟《清史稿》记载“白叶旗山”中“旗山”作“祁山”，当系误植。

边民宜安

“边民宜安”，特定区域的“民”——少数民族的百姓，地处蛮荒，教化尚不普及，甚至不知律法为何物，故对他们应区别对待。

张克嶷于康熙二十六年任广西平乐知府。平乐这个地方瑶、僮杂居，历来盗贼为患，屡禁不止。张克嶷采取与“苗酋”（此处泛指各少数民族首领）交朋友的办法，以信义服人，而不以强力措施。在那些苗酋的帮助下，张克嶷抓捕了两位巨盗，杀了一个，放了一个，并晓谕众贼，凡回家者，既往不咎，还将过去滥施刑罚的捕快们挨个处分公示于众。当地百姓一看，纷纷站出来搞“联防”，盗贼至此绝迹。难怪《清史稿·循吏列传一》称：“江皋（柳州知府）于广西声绩最著，其后称张克嶷。”

张克嶷执法讲原则有良知，为官重清廉讲勤政。他又不会顺着人说话，最终未能再上一层楼，曾写诗明志：“少年开口话伊周，壮志空存老未酬。吾道尊非因及第，人师贵岂让封侯。于今绛帐稀黄发，自古青毡重白头。边地莫嫌官署冷，饱餐苜蓿又何求。”康熙四十年时父亲去世，他借丁忧从此不出。服满，有人劝他复职，他说：“我性格倔强，今幸得平安而归，又焉能重蹈畏途呢！”杜门读书作画为乐，康熙六十年六月卒，年76岁。著有《大题真稿》《山题真稿》《清闻编》等。

振兴文教

在振兴文教、特别是推动“崇韩”文化方面，张克嶷亦不遗余力。康熙三十五年，刚到潮州履任后不久，他便到韩文公祠拜谒韩愈。其时之守祠者竟是僧人，张克嶷认为，韩公“以辟佛至潮，僧人（守祠）非公喜”“乃募民人司典守焉”。（参见雍正张士琏《海阳县志·韩公祠》）从而制止了由僧徒典守韩文公祠这一不伦不类的做法。

由苏东坡撰书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由于受到“元祐党案”的冲击，立碑后不久即被销毁，元、明两代重书的“苏碑”到清代亦风化剥落殆尽。

他与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书法家赵执信为同年进士，同入翰林院，惺惺相惜。赵执信曾于康熙二十八年佟皇后逝世后尚未除服的“国恤”期间，应剧作者洪升之约观看了《长生殿》传奇，遭言官弹劾，以“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被革职。赵执信削职回到家乡益都（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期间，出于对好友的景仰和信任，张克嶷将儿子张亦堪和亲戚冯宜矗送往益都，“求学于赵子”。康熙三十五年秋，赵执信应张克嶷之邀，来潮州一聚，并重书苏东坡《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后镶于韩祠南廊墙壁中。赵执信曾写下“失意无亲戚，他乡有兄弟”，记载他们这次相聚。

赵执信是清初诗家中的大手笔，在潮州期间，留下了《蓬辣滩》《对酒赠拗斋》《山行遇雨同拗斋》《潮州凤凰洲》《除夜杂感》《人日韩江归兴》及咏物诗《寄生榕》《香螺》等10余首，为历代旅潮诗卷中最能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而“张潮州”之名亦随着赵诗、方文（指方苞《潮州知府张君墓表》）而名传青史。

恃才傲物的赵执信从此以后采取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不再做官。雍正年间，文字狱愈演愈烈，于是当时的潮州当政者派人偷偷地把赵书“苏碑”的文字、特别是跋语和书写人的名字与书写年份凿掉，此后的地方志亦缄口不言张克嶷请赵执信重书“苏碑”一事。于是，至今韩祠中仍留有一面没有书写人姓名、且字迹模糊难辨的“苏碑”。然石碑可凿，心碑难摧。张克嶷这位执法如山又热心弘扬“崇韩文化”的知府，其英名与业绩必将彪炳于青史，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