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遇良师 何其幸哉

■王思恭

人生路上，良师益友，可遇难求。天命之年，得遇良师，何其幸哉？

良师者，著名作家、河东文坛领军人物王西兰先生是也。由于先生的点化，使我原本的业余写作得以寸进。先生一贯低调，不事张扬，况且小我两岁，但师生和年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作为我写作上的老师，是确定无疑的。

我自幼热爱文艺，喜欢写作。早年，我主要从事戏曲创作，先为农村业余剧团写，后给县文化馆轻骑队、业余文工团和各单位写，再后来给专业剧团写，曾获各类奖励，也发表过一些散文，谈不上什么成就，只是自己在无缘求学的困境中找一条学习进步的途径。

作为业余作者，我久闻王西兰先生大名，对他的《楼铃叮当的季节》等佳作爱不释手。凡见到他的作品，我必一睹为快，好些文章，看过不止一次，但却无缘拜识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去剧作家杨焕育先生老家永济市石桥村参加他女儿的婚礼，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仰慕已久的王西兰。初次见面，他那倜傥儒雅的风度、大作家特有的气场和待人接物的温良谦和，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崇敬、仰止，油然而生。后来，先生调任运城市文联主席，虽处同城，却仍未有交集。

1998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我应《运城日报》文学副刊“枣花”版编辑、老朋友杨星让先生之约，到他在报社的家属楼住处参加一个聚会，西兰先生也在场，杨星让一一作了介绍。席间，西兰先生特意和我碰了一杯说：“感谢你给我义父写了一篇精彩的悼念文章，敬您一杯！”

“王主席义父是？”

“筱兰香。”

我想起来了，那是1997年7月的一天，蒲剧名家武俊英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她为去世三周年的恩师筱兰香（田郁文）写一篇纪念文章。筱兰香是德艺双馨、广大观众由衷爱戴的大艺术家，我查阅了资料，采访了有关人物，一口气写成《跪在恩师遗像前》，投向《运城日报》整版刊发。西兰先生所指，正是那篇文章。

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使我与西兰先生一见如故。从那时起，我与先生交往渐多。由于他的引荐，我有幸结识了西戎、李逸民、孙思义、草章、张石山、毕星星等著名作家，并与市文联、市作协多数作家相识，得到他们的指点和赠书，也参加过一些文学作品座谈会，应约撰写过一些文艺评论。而我受益最大的，莫过于西兰先生的点化、指导。

由于工作繁忙，我没有条件参加写作培训、文艺讲座和采风等专业学习，是纯粹的业余作者，但我却以不同方式，有幸受教于西兰先生的指导。这种指导大体可分四类：

一是拜读他的作品。西兰先生三度荣获赵树理文学奖，是声誉远播的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文艺评论、讲座文稿，只要见到，我必细读，从中汲取文学营养，增加知识积累。

二是闲聊之中的潜移默化。写书、读书之人聚在一起，免不了交流一些作品的读后感想、心得体会。先生高屋建瓴的点评，言简意赅的剖析，一针见血的批评，点石成金的建议，总会给人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2002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在西兰先生主持下，市文联编印了一套“河东作家丛书”。西兰先生打电话把我叫到文联，建议我将发表过的文章结集成册，纳入丛书。我自感作品没多大价值，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戏曲文章，出书肯定惹人笑话，心中多有顾虑，但先生很认真地说，你的戏曲文章，也是不错的散文。叙述的事，其中的情，涉及的理，传播正能量，鞭挞假恶丑等元素等有，出书没有问题。如能在起承转合等方面再提炼，戏曲评论注重文艺批评的促进作用，文章将会更好。他将我筛选后的文章亲自分类为“乡里乡亲”“文朋戏友”“游山历水”“银苑忆往”“精品赏析”“茶余饭后”几篇，并认可了一级作家张雅茜老师为拙作所拟的书名《拓荒人》。这次聚谈，实质上是西兰先生对我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业余作者一次难得的综合性的传经授道，耳提面命，使我受益良多。三是撰写先生大作的读后心得。1999年初，运城日报编辑杨星让老师打来电话，说枣花版将为王西兰先生的长篇小说《送葬》筹划一个评介文章专版，约我写一篇读后感。此前，我没有写过此类文章，但因是西兰先生的事，就在忐忑之中接受了任务。西兰先生的《送葬》时空交错，视野新颖，意境高远，结构严谨，文笔优美，幽默风趣，生动感人，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我读了三遍，意犹未尽。有一次在去太原的火车上阅读，动情之处，深陷其中，不由抽泣而惊动邻座。

重读了《送葬》，撰写了三四千字的读后感，交给杨星让。星让看后说“行”。回家细想此事，又觉不妥：报社所约文章，很可能都是综合分析的写法，难免大同小异，落入俗套，便又要回原稿，转换思路，一口气撰写了《试谈〈送葬〉中母亲形象的塑造》，开头是：“床头读《送葬》，夜半泪沾巾。满怀伤情事、痛煞断肠人！”对《送葬》一书中主人公“母亲”特殊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遇事有胆有识有主见，对儿子超越常人的挚爱，以及善良正直、重情重义、乐于助人、知恩图报、重诚守信的性格特征和逼真、丰满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集中描述。文章见报后，打电话托我向西兰先生要书的不下十人。之后，我先后为西兰先生的《不朽关公》《大唐蒲东》《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等经典著作写了读后感。每写一次，我都要反复研读作品，分析领会。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实际上成了消化吸收、学习提高的过程。

四是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西兰先生退下来多年，仍然是河东文坛的扛旗人。他在佳作迭出的同时，受命于组织安排，编纂了全套“河东文化丛书”，为河东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作为“特邀编辑”，西兰先生参与主办的《关帝庙》内部刊物面向海内外传播关公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约我以新编关公戏和关公戏曲评论文章等文学形式，按期为内刊供稿。有的文章他事先帮我构思了框架，提出了思路和要求，我当然乐意承担，一是能为弘扬关公文化贡献微薄之力，二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于自己无害，于社会有益，何乐而不为？

西兰先生24岁开始文学创作，到今整整50年。他的系列巨著，成了河东文学作品的品牌。24年前，我有幸得到西兰先生的指导，使我的业余写作多有提升，先后成为省作协会员、市作协顾问、市剧协副主席、文联特约评论员、《戏友》、《蒲剧艺术》专刊顾问等，所有这一切，均与西兰先生的帮助、指导密切相关。得遇西兰先生，是我今生一大幸事。衷心祝愿西兰先生身体健康，艺术之树长青，为河东文学的传承发展再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