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是他的圣地
——写在王西兰先生文学创作50周年之际

□王振川

5月12日是著名作家王西兰先生文学创作50周年纪念日，他以《耧铃叮当的季节》《大唐蒲东》《中国农民原贵生》三部作品，先后三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不论是在运城市，还是在山西省，这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了不起的文学成就。我与王西兰老师相交20余年，阅读过他的各类作品，见证过部分作品的创作过程，同时也经常得到他的耳提面命。所以，不揣浅陋，结合自己的见闻感悟，简单谈一谈王西兰先生的文学之路。

《送葬》

和王西兰老师相识，大约是赵载1998年，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送葬》刚出版不久。

《送葬》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心娃”，出生于西北兰州，父亲是商铺掌柜，家境优裕，“心娃”从小便过着娇惯而幸福的生活。但没过多久，城里搞公私合营，私营商铺的工作人员被大批遣散回乡。回乡之后，精明能干的父亲，变成了不合格的农民；贤惠善良的母亲，变成了身份不明的二太太；“心娃”自己，则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多余孩子。农村里的大家庭，本来就不富裕，他们一家三口饱受人情冷暖。不久，父亲含恨去世，“心娃”母子又经历了更多磨难。无奈之下，母亲携子远嫁他方，“心娃”幼小的心灵中，对故乡、对家族，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多年以后，事业有成的“心娃”接到老家的消息，祖母去世了，需要回家送葬。他百感交集，开始重新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

这部小说是催人泪下的。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人间常态，在当事人看来，则是锥心之痛。不过，在我这个特殊的读者看来，它却是《红楼梦》的一个变种。小说的写作笔法，大量借鉴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写得细腻，写得巧妙。我由此知道，王西兰老师精心研究《红楼梦》，感悟极深，心得极多。他不是考据派，没有把精力花费在人物形象背后的历史事实上，而是从中观察人情世态，探求写作笔法，最后化为己用。

《耧铃叮当的季节》

王西兰早期最出名的作品，是短篇小说《耧铃叮当的季节》，据说曾翻译流传到国外。我见到这篇小说却比较晚，是从王老师的小说集中读到的。

《耧铃叮当的季节》写的是一位生产队队长，以前因为劳动出色，被提拔为队长，管了事，掌了权，也脱离了具体的劳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了各家。队长虽然还是队长，但管的事情少了，权力也变小了，自己又需要参加生产劳动了。到了播种季节，他的心理难免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这也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品能出名，能被翻译到国外，正是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典型人物。我也是农村出身，小时候见过不少生产队队长，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在任的队长。虽然没有切身的体会，但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能产生不少共鸣，掌权的队长和不掌权的队长，完全是两回事。

王老师早期的创作，大都是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他生长于基层农村，有丰富的农村生活阅历，因为好读书、有才华、擅写作，在农村崭露头角，由此成长为县里的文化干部和青年作家。他的创作，引起了老一辈著名作家的关注，他曾一度被借调到省作协的刊物编辑部工作。

王老师最爱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讲述他在省作协刊物编辑部的工作经历，如何阅稿、选稿、定稿，如何给基层作者回信，如何得到“山药蛋派”老作家的指导和帮助。这是他内心深处最重要、最珍贵的一段记忆。光我自己，就听过不下三次。每次，他都讲得认认真真，津津有味。我明白，这是王老师的精神传承，他亲炙过山药蛋派老作家，是山药蛋派的亲传弟子。

我记得有人曾经评论，王西兰先生是“拔丝山药”，与传统的“山药蛋”相比，他的创作技巧更加精细化了。除了《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王老师也给我们讲过杰克·伦敦、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等外国作家。他的艺术渊源是多方面的，这份香甜的“拔丝山药”，其实都是苦学苦练出来的。

《大唐蒲东》

长篇小说《送葬》出版后不久，王西兰担任了运城文联的领导。从作家的角度讲，功成名就之后，文学之路似乎就看到了尽头。但不久，他创作了文化散文《大唐蒲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写这种书，不仅需要精美的文笔，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王西兰在永济工作多年，做过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参与过永济不少文化活动，知识量是足够的，但他仍然下了很大功夫。

试举一例，写普救寺的相关章节，不仅需要熟读《西厢记》，还需要知道一点佛教文化知识。王老师对佛教是不太熟悉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佛教书籍，然后积累了不少问题。有一回，我去永济出差，王老师和我相约在宾馆外的小亭子里会面，交流佛教知识。那次，我充分领教了王老师的博闻强记。他没有拿书面材料，所有问题都装在脑子里。他一条一条地问，我一条一条地答。

那次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对我而言，如同经历了一场考试。实际上，在后来的写作中，佛教文化知识只占相当小的比例，但王老师几乎把佛教史和佛学概论都过了一遍。在一个细节上都下这么大的功夫，在其他地方下的苦功就可想而知了。

《大唐蒲东》的写作风格，我以为王老师借鉴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一些笔法，另外还有自己“拔丝山药”的传统风格，用极其优美的文学语言和极其丰富的文学技巧，扎实丰富的文史功底，把永济几个重要文化点都充分展示了一遍。写鹳雀楼和唐诗的那一章，美得就像一部大型歌舞剧；写司空图和王官谷那一章，则充满了祭奠唐诗时代的浓浓悲情。

《论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既可以说人，也可以说作品。内容大于形式，则显得粗野；形式大于内容，则显得浮华。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就是高贵的君子之风。他的《大唐蒲东》，就是这样一部形式和内容相匹配的优秀作品。他本人，也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转型为底蕴深厚、辞采华茂的文化学者。

《中国农民原贵生》

王西兰青年时代在省作协做编辑时，经常要处理退稿。退稿有不同的方式，作品虽达不到发表标准，但质量不错，还有希望改进提高的，他都会撰写一封带鼓励性质的退稿信。王西兰给老家一位青年作者认真写了一封退稿信，回乡之后又亲自见面交谈，两人因此结为好友。这位青年作者就是冯浩，后来撰写了很多成功作品。而他们二人最成功的合作，就是《中国农民原贵生》。

原贵生是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民企业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有关方面希望撰写一部原贵生的报告文学，就找到了王西兰和冯浩。当时，王西兰已经退休数年，冯浩也即将退休。两人合作，一起采访，然后由冯浩执笔撰写初稿，王西兰负责后期的把关修改。

原贵生出生于清贫的农民家庭，祖父是著名的车把式，父亲是有作为的生产队队长。一家人勤劳能干，生活也充满希望。但14岁那年，他的父亲病故，家庭陷入危机。不久，母亲改嫁、祖父去世，原贵生兄妹三人依靠叔父生活，过得就更加艰难。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又因年龄不够，只能算半劳力，挣很少的工分。为了助力家庭经济，他拼命劳动、加倍劳动，并且想方设法，四处谋生。熬到17岁后，他参加了治黄工程，在工地上积极表现，引起了领导重视。不久，他又去绛县五四一工地劳动，再一次引起领导关注，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后来，他担任村里的民兵突击队队长、民办教师、生产队队长、副书记等职务，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改革开放以后，龙门村解决了温饱问题，又迎来了发展工业的新机遇。原贵生以村干部身份，参与了村里创办焦化厂等工作，成长为新时代的农民企业家。

这本书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前半段，也就是原贵生14岁到17岁那段经历。两位作者熟悉农村的风土人情，也了解那个时代的林林总总，原贵生讲述的那些人生苦乐，两位作者都能充分理解，产生共鸣，所以写得极为精彩，极为感人。原贵生的人生后半段能取得巨大成功，和少年时期的苦难磨砺是分不开的。他坚定的道德品质，长袖善舞的经营之道，也和少年时期的种种经历分不开。写好了前半段，后半段就水到渠成了。

作家老师的个人风范

王西兰还有一部成功的作品是《不朽关公》，后改名为《关羽传》再版。限于篇幅，本文不过多介绍了。需要补充介绍的是，王西兰作为作家和老师的一些个人风范。

王西兰是一名作家，对我们来讲则是属于前辈级别的作家、老师。他的角色意识很强，和我们见面聊天，很少说其他事，时时处处都不忘文学创作。你写了一篇好文章，他会及时表扬；你许久没有发表作品，他会提出批评。要不然就是拿《红楼梦》等经典说事，细细地讲述《红楼梦》里的人情世故和写作技巧。自己的作品中有了精彩段落或精彩句子，他会不避嫌疑地朗诵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类文学现象，他会提出鲜明的观点，有褒有贬。

运城市的中青年作家，大都受到过王老师的指点和推荐，在文学道路上有所进步。比如，李云峰以前在《河东文学》做责编的时候，王老师就和他谈过心，指出他以后应该在文学评论方面多用功夫。后来，李云峰不仅写出了很多精彩的评论文章，还成长为刊物主编、作协主席，并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我自己，原本只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运城政协策划《河东文化丛书》时，王老师大力推荐，让我参与写了一本，从此我才敢写大部头的作品。

生活中的王老师宽容、厚道、谦和、友善，在人际交往中，礼貌周到、言辞得体，是个谦谦君子。他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勤奋，具体来讲就是肯写。中年以后，他仍有大作品、小作品陆续问世。退休后，稍得清闲，他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关羽传》《中国农民原贵生》就是其退休以后的作品。最近，他仍然和冯浩合作，在创作新的人物传记。对我们后生晚辈来讲，王老师不仅有“言传”，也是有“身教”的。

以前，我曾很八卦地打听过王西兰老师的写作习惯。王老师说，他每次写作前，先要把房间弄得整整齐齐，再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从容地开始……

文学，就是他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