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忧患意识”

儒家特别注重“忧患意识”，孔子讲：“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展现了儒者肩负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自觉。镇守仪地的边防官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更是将孔子看作一个能够改变“礼崩乐坏”局面的领导者。儒家学说是意在济世救民、修身治国的仁学，是旨在解决忧患问题的哲学方法。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论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甚至悲愤地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已经由统一整体概念化为零零碎碎的诸侯之“邦”，出于对“礼崩乐坏”社会局面的忧虑，孔子认为应当推行“德治”“礼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家的兴盛需要内在的道德教化引导，以及外在的礼仪规范的调节。同时，作为君主，也要做好自我管理，唯有己身正，推行的政令才可以让人们信服。同时，孔子忧民生之贫。弟子冉求辅佐季氏，季氏平日里搜刮民脂民膏，孔子因此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意思是冉求辅佐一个剥削民众的执政者，他不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可见孔子忧民不聊生，痛恨这些搜刮民众财产的执政者。孔子忧民德更甚于忧民生，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比起水火，民众更需要的是仁德，因此，将仁推广至社会群体，在孔子看来更为重要。

相较于孔子，孟子更为直接地指出“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孟子看来，“忧患意识”并非是一种“杞人忧天”，当它作为国家外部压力之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孟子之忧虑不仅体现在“忧国”上，更体现在“忧民”上。与孔子从道德上规范民众行为相比，孟子认为保障民众的物质生活是施行道德教化的前提，他曾痛斥梁惠王，只顾自己口腹之欲，不顾百姓之生死安危，无异于统治者率领禽兽侵害百姓，体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乱世之中，一旦战起，百姓就要经受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苦难，所能依托的，也只有统御他们的君主，倘若能够安抚百姓，使人民衣食住行皆有所依，那么民心将成为改变春秋战国乱世格局、竞争制胜的关键所在。于此，孟子将民心推至相当高的地位，“得民心者得天下”，认为政治得失的标准在于是否得民心、顺民意，一旦君主昏庸、腐败，民众也有革命的权利。

“兼济天下”的信念促使儒者的“忧患意识”超越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承，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之中。唐代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皆表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