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种稻历史小考

万荣黄河滩涂稻田丰收场景 田 敏 摄 （资料图片）

俗谚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细细推敲，这里可能忽略了一个中间环节，就是一方水土首先养成了一方庄稼、一方作物。没有“这一口”，所谓的养人，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代还有一种说法，叫“南橘北枳”，也是说明气候、水土对于作物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些常识，我们可能很容易将一些传统作物的种植区域在头脑里固化起来。比如说水稻，我们就会自然地认为它生于南方、长于江南，也自然地把“饭稻羹鱼”的生活当成是楚越、巴蜀之地的专有习俗。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历史上所谓的边远苦寒之地也普遍种植水稻。但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水稻在北方自古就有，你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如果检索史料，其实就会发现，水稻在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的种植不仅历来就有，而且历史还相当久远。

就拿《诗经》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可以认为是间接反映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里面就有大量介绍北方地区种植水稻的内容。如《小雅·鱼藻之什·白华》中说：“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彪池的方位，在今天西安市西的丰、镐之间。《诗经·唐风·鸨羽》又说：“王事靡盛，不能艺稻粱。”“唐风”即唐国民歌，而当时的唐国，在今天山西翼城县附近。《鲁颂·闷宫》也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的话，反映的正是鲁国泗水、沂水流域种植水稻的情况。渭河流域、汾河流域乃至山东地区都有种植水稻的记述，足以证明当时北方地区水稻栽培范围之大。

到了战国及秦汉时期，北方水稻的种植仍然很普遍。如《汉书·沟洫志》引用了战国一首民歌：“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这里的“史公”，就是在战国时期担任过魏国邺令的史起，足以说明战国时期的邺城，即今天河北的临漳县一带是种过水稻的。《史记·河渠书》也记载，战国末期秦国的郑国渠修建完成后，“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有专家认为，关中作为水稻栽培的传统地区，水利条件极大改善后，这里种植的作物很可能就有水稻。再比如，《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是两汉时期的两部农书，主要是反映北方地区耕作情况的，但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水稻栽培的技术，也能说明最晚在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稻种植还很普遍，范围应该也较为广大。

以上说的都是面上的情况，再具体点，比如就说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的山西省万荣县，在历史上其实也是水稻种植的重要地区之一，这同样是有史为证的。

比如，我们可以先看《史记·河渠书》里的一段记述。“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板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堧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大意是说在汉武帝时期，河东太守番系上书，认为朝廷每年从关东地区向首都长安大量调运粮食，因为船队要经过黄河砥柱之险，费力很大，损失也相当多。因此他建议说，如果在汾河下游兴修水利，来灌溉今天河津、万荣、永济一带的土地，可以得到5000顷良田，每年就会产生200万石的收成。而这些粮食通过渭水直接输送长安，就会省事省力很多。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发动了数万人营建水利工程，但结果呢，“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就是说，工程设计时没有考虑到黄河河道经常改变的因素，工程失败了。“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也就是说，最后处置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渠田交给越人去经营；有了收成，就交纳到“少府”（古官名，掌管皇帝私府）里去，以充实武帝自己的“小金库”。那么为什么要交给“越人”去打理呢？《史记·索隐》里这样解释：“越人徙居者习水利，故与之。”于是后世的专家就认为，既然越人有善于治理水田的本领，那么这里种植的作物一定就是水稻。

第二种值得参考的史料，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河水》有这样一段话：“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开源，濆泉上涌，大几如轮，深则不测，俗呼之为瀵魁。古人壅其流以为陂水，种稻。”大意是说，黄河流经汾阴县（即今万荣县）南不远，有瀵水河注入。这条河的源头，是汾阴县城南边四十里处名叫瀵魁的地下涌泉，古人曾经在这一带种植过水稻。瀵水在郦道元的时代，水量相当大，“大几如轮”，但现在已经湮没消失了。不过其具体的位置，《荣河县志》倒是有过记载：“荣河南赵村（今属临猗县孙吉镇）有瀵魁泉。”这一条史料，足以证明万荣县历史上是种植过水稻的。但种水稻的人是谁，记载并不明确，仅仅说是“古人”。复旦大学邹逸麟先生据此判断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但笔者并不苟同。窃认为，古人可以是先秦时期的人，但郦道元以上二三百年的人也未必不能称古人。《水经注》成书的时期，是在北魏晚期的公元500年之后。如果这样，在这里种植过水稻的，恰恰极有可能是魏晋时期从四川迁来的“蜀薛”家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三国末期的公元263年，魏国派遣大将钟会、邓艾等统兵灭掉了占据四川的蜀汉政权。次年，“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这些征迁者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在蜀汉政权里担任过巴、蜀二郡守的薛齐家族。而这个家族北上迁移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今天的万荣县。后来这个家族在万荣县不断发展壮大，其中最显赫的一个支裔，还被称为“瀵上五门薛氏大房”。既然被称为“瀵上薛氏”，就说明他们活动的中心一定是在瀵魁泉附近。他们从四川迁来，掌握水稻的种植技术是必然的，万荣县瀵水一带又有种植水稻的条件，他们在这里“壅水为陂”，种植水稻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万荣县种植水稻的历史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再来看隋唐时期的另一通史料，《隋书·杨尚希传》。

杨尚希是河南弘农（今三门峡市一带）人，祖上好几代人都是朝廷或地方上的大官。北周时期，杨尚希也入仕为官，并在隋文帝在位时，出拜为蒲州（州治在今天永济市）刺史。杨尚希在任上很有作为，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项惠政，就是“复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从表述上看，杨尚希是“复引”，也就是利用或扩大了瀵水上的原有设施，来推广水稻种植。万荣县既在北魏之前就有水稻种植的历史，那么隋代水稻种植的区域，也一定包括了今天万荣县所属的一些地方。

《隋书》成书的年代，在唐太宗贞观之初，与隋代相去不远。所以笔者推测，在唐朝初年，万荣县可能还有水稻的种植，且隋唐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气候条件的一个温暖期，杜甫诗云“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足证当时中原、关中一带气候条件的温湿。《新唐书·地理志》也谈到了瀵水。也就是说，万荣县在当时种植水稻还是有必要条件的。但隋唐之后，万荣县水稻种植的情况在史料里付之阙如，应该是消歇停止了。同时，随着黄河水位的持续降低，历史上曾经“大几如轮”的瀵魁泉，逐渐干涸消失，在这里恢复水稻种植的基本条件，似乎已不复存在，就连水稻种植的历史，也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但真是铁树开花，时空穿越千年，不曾想敢想敢干的万荣人，再一次在当年的水稻产地掀起了种植水稻的热潮。据有关资料记载，2015年时，就有人在万荣县黄河滩涂上试种水稻，当年亩产高达750公斤，种植者大获其利。在这个典型的带动下，当地农民纷纷跟进，党委政府也加大扶持力度，至2018年，水稻种植面积已近两万亩，产值3000多万元。

这个成就，被时下当作一项创举，但如果追溯历史，却无非是一种历史的回归。但无论如何，一想到河东故地还能再现“黍稻青青、蛙鸣声声”的盛景，还是令人心中油然而生一份感喟、一份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