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 “仁者无敌”

孟子为梁惠王富国强兵开具“药方”，实为以“仁”为导向，充分借鉴魏文侯时期典型做法，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并非绝无施行的可能，因梁惠王未解其中真意，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所谈论“仁义”“仁政”，根本落脚在民本，而作为统治阶层，与民共情、体会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理，则是改变暴政而回归人道的根本所在。孟子以“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两连问，引导梁惠王思考如何为民父母的问题，按常理推断人们对“兽相食”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厌恶之感，更何况“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简直是“率兽而食人”的恶行，以此鞭策点醒君王若使民众活活饿死则是最大的罪责。

换句话说，“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则自然能使民众“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认为君王不应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要通达人情，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积极引导百姓按照“仁”的标准去修习，国家上下便会政通人和，民众能够自觉归附和认同，并心甘情愿为保卫这样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而去尽心尽力付出，更不用说满足梁惠王因失地辱国而“比死者壹洒之”的心愿了。孟子借此作为以有道伐无道“仁者无敌”的根本支撑，反映了赢取民心作为富国强兵根本支撑的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魏文侯时期以武力开拓疆域的同时，还尤其注意经济建设，如打破建立在血亲宗法制度上的世袭制，施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依据能力和功劳选用官吏，从而激发整个国家安全发展的活力；再如，任用西门豹治理原本贫瘠的邺地，借助打击祭祀河神的迷信活动，惩戒了地方恶霸势力，教育了广大民众，后引漳水并开凿12条水渠灌溉出大批良田，“寓兵于农、藏粮于民”，迅速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魏国东北重镇。正是这些以发展民生为目的的举措，使魏国民间力量积蓄起来，民强而国富，由此奠定了魏国百年基业。（《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