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城“待济亭”的惠民往事（上）

芮城陌南镇的黄河岸边，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浢津渡口。渡口边，曾经有一座著名的“待济亭”。

修筑“待济亭”的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儿子邵伯温。重修“待济亭”的是清代的邵氏后人邵璇。两位邵姓知县，都曾在芮城县做过惠济民生的伟大事业。

著名的浢津渡

笔者最早是从作家张雅茜的小说中听说浢津渡的，后来也在一些史书中见过浢津这个名字。现在，渡口的重要功能已经渐渐消失，浢津渡也变得不那么有名了。但在历史上，不能不说浢津渡是很重要也很著名的。

我们过去从运城去芮城，一般是先到解州，然后沿盘山公路翻越中条山，到达陌南镇后往西拐。而在古代，这是一条著名的运盐古道，运城盐池生产的食盐，从解州起运，翻越中条山，到达陌南镇，然后继续向南，渡过黄河运销到中原各地。其渡黄河的地方，就是浢津渡。而现在的陌南镇，在清末以前，叫“三十里浢津街”。

由于运盐的关系，这个“三十里浢津街”一直是个商业重镇。除了运盐，也大量贩卖粮食、棉花、日用百货。清朝末年，镇上共有商铺一百余家，其中较大的商号有三盛和、全兴泰、永兴福、裕庆隆、聚丰源、协盛和、信义公、天宝源等，还有仁和堂、新盛福、惠源堂等药铺，东茂春、春元等棉花行……

就是这么一个商业重镇和交通要道，在北宋年间却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渡口设施不好，商旅备尝艰辛。

《待济亭记》

我们先全文抄录邵伯温的《待济亭记》：

芮，岩邑也。阻大河，限中条，民鄙而俗陋，冠盖车马素所罕至。或间见之，则惶骇逃匿，以为甚异。为吏者往往擅有一壑，安于鄙陋，而无复有意于兴作也。自县城东出三十里，下重冈，绝洪渡，以达于桃林，驿路属焉。平日部使者府官之按行，率由此途。当夏狂澜怒涨，祁寒坚冰凝结，与夫震风凌雨之际，舟不得渡。至于暴露原野，徬徨草莽，茫然四顾，无所休止。吏之不职，孰大于是？

予顷摄事兹邑，窃尝经营之，不竟而去。今再承乏，亦已期年。谫才绵力，无补事功。然邑之阙政，不敢不勉。遂伐道侧无用之木，僦农隙余暇之工，构亭河壖。厨厩什伯之器，亦略具备。门之两旁，又起挟屋，可容居人，且以为之藩篱。莫夜菽粟水火，皆得而求也。因榜之曰“待济”。

予每读《易之需》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不穷矣！”未尝不三复斯言，有以见圣人之深意也。以乾之刚健，涉坎之险难，宜不为难，犹有需焉。则君子出处言动，可不慎哉？亦必有所待而后能有所济也。苟违斯道，不知度量拟议，乃干时昧理，直情径行，则波涛起于平地，祸衅生于不测。岂真有沉沦溺丧之患，适足以败天下之事，贻无穷之忧。顾虽万死，亦将奚益？

予少也贱，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其立言制行，畏缩不振，类皆如此。回视畴昔，率意妄作，招辜取辱，不寒而慄。今以是名名是亭也，姑以自警而已。凡百君子，无我诮焉！

政和元年正月望日，河南邵伯温记。

邵伯温是河南人，对咱们山西的芮城县还是有些成见，认为“民鄙而俗陋”。或者，到了北宋末年，芮城这地方的经济文化已经有了不少的衰退，给人留下这么一个不好的印象。老百姓平时很少见到外地的“冠盖车马”，偶然见一下，都会吓得乱跑。而历任县官，都无所事事，“安于鄙陋”。

下级官员从芮城去陕州汇报工作，或者上级官员从陕州来芮城视察工作，走的就是浢津渡。夏天涨水，冬天结冰，还有平日的刮风下雨，浢津渡的船只都不通行。如果事先能有准备，旅客可以停留在陌南镇一带；如果暴风雨来得突然，旅客们只能在渡口一带“暴露原野，徬徨草莽，茫然四顾，无所休止”。

邵伯温第一次来芮城任职时，就想在浢津渡盖个亭子，为旅客提供方便，但事情没办成就离任了。第二次来芮城任职一年后，邵伯温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用他的说法是，砍伐了路边一些无用的树木做材料，雇佣了一批农闲无事的百姓，很快就在渡口附近的黄河岸边建起一座亭子来。说是亭子，其实是一组房屋设施，有避风雨的亭子，有做饭的厨房和厨具，有喂牲口的马厩，还有晚上住人的屋子。四周没有筑墙，但用树枝柴草围起一圈篱笆，防备野兽侵扰。另外，邵伯温还准备了粮食、饲料、饮用水、柴草等，方便旅客取用。邵伯温给这座亭子取名为“待济”，意思就是等候过河。

“待而后济”的道理和感慨

邵伯温建好了“待济亭”，方便了过往官吏和商贾，这事情本来也就算完了。但亭子盖好了，总要写篇文章，刻块石碑，给后人留个纪念。邵伯温既是本县长官，又是文化名人，这碑文自然要自己动笔。他写完了芮城县的概况，又写黄河渡口的实况，然后写“待济亭”的缘由、形制、功能，最后免不了还要再发一段议论。邵伯温这段议论可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心怀沉痛，有感而发的。

当时已经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北宋王朝的统治已经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宋神宗时期，为了富国强兵，曾经任用王安石等人进行变法，由此引发了北宋后期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巨大党争。早期的争执，主要还是思想不同、观点不同、改革的方案不同，到后来，纯粹成了人与人的残酷斗争。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动机是变法图强，想让国家强大起来，富裕起来，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富国”的理想演变成了横征暴敛，为皇帝和权臣聚敛财富；“强兵”成了穷兵黩武，到处挑衅开战。在国家内部，老百姓水深火热，变乱四起；在国家外部，北宋又要联金伐辽，最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

邵伯温担任芮城知县的这个时期，正是北宋王朝走向灭亡的前夜。作为一名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也作为“保守派”的成员之一，邵伯温对当时的朝政是感慨万千的。所以，他借着这个“待济亭”，由“待济”引发出一段意义含蓄的大议论。

他经常研读《易经》，《需卦》的“彖辞”是这样说的：“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不穷矣！”需卦上坎下乾，乾为刚健，坎为危险。卦名为需，意思是“等待”。一个性情刚健的君子，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办？不就是“等待”吗？如果能明白“等待”的道理，那就会“不困不穷”，避免危险。所以说，君子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小心，都要学会等待时机。如果能够善于“等待”，那一定能够办成大事，完成大业，能够“济”。

这和过河的道理是一样的，明明已经有惊涛骇浪，明明已经有暴雨雷电，明明已经有严寒冰冻，你还要由着性子，坚持过河，那怎么能不出危险呢？

接着，邵伯温把话放开了，说这样“直情径行”的人，“适足以败天下之事，贻无穷之忧。”也就是会坏了天下的事，留下无穷的忧患。他在说谁呢？不就是说当年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吗？他还说：“顾虽万死，亦将奚益？”意思是王安石败坏了天下之后，即使死一万次，又有什么用呢？

后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的态度，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改革家，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大奸雄。我们不可否认，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其新法对国家对百姓也有不少的益处。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新法只有一时之益，有些新法利于国而不利民，有些新法被坏人利用成了误国害民的工具。经过几十年的新旧党争，到了宋徽宗时期，旧党完全失败，新党完全得势，新法的好处已经完全没有，而害处已经足以亡国。

在这个时候，邵伯温在碑文中发出一些委婉含蓄而又万分沉痛的谴责，应该说是合理的。永乐县“姚孝子庄”的居民，是著名的孝义家族和守法良民，几百年聚居生活，其乐融融。而到了北宋末年，却被当时的“均籴”法祸害得无法生存。若不是邵伯温动用特权，施以援手，这个大家族就要先于北宋而灭亡了。我们再读《水浒传》，了解一下北宋末年的“花石纲”，了解一下方腊宋江起义，就能明白邵伯温心中的沉痛。

最后，邵伯温把话说回来，说写这篇碑文只是想检讨自己的缺点，并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希望别人不要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