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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待济亭”的惠民往事(上)

来源:运城晚报发布者:王振川时间:2020-03-25

芮城陌南镇的黄河岸边,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浢津渡口。渡口边,曾经有一座著名的“待济亭”。

修筑“待济亭”的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儿子邵伯温。重修“待济亭”的是清代的邵氏后人邵璇。两位邵姓知县,都曾在芮城县做过惠济民生的伟大事业。

著名的浢津渡

笔者最早是从作家张雅茜的小说中听说浢津渡的,后来也在一些史书中见过浢津这个名字。现在,渡口的重要功能已经渐渐消失,浢津渡也变得不那么有名了。但在历史上,不能不说浢津渡是很重要也很著名的。

我们过去从运城去芮城,一般是先到解州,然后沿盘山公路翻越中条山,到达陌南镇后往西拐。而在古代,这是一条著名的运盐古道,运城盐池生产的食盐,从解州起运,翻越中条山,到达陌南镇,然后继续向南,渡过黄河运销到中原各地。其渡黄河的地方,就是浢津渡。而现在的陌南镇,在清末以前,叫“三十里浢津街”。

由于运盐的关系,这个“三十里浢津街”一直是个商业重镇。除了运盐,也大量贩卖粮食、棉花、日用百货。清朝末年,镇上共有商铺一百余家,其中较大的商号有三盛和、全兴泰、永兴福、裕庆隆、聚丰源、协盛和、信义公、天宝源等,还有仁和堂、新盛福、惠源堂等药铺,东茂春、春元等棉花行……

就是这么一个商业重镇和交通要道,在北宋年间却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渡口设施不好,商旅备尝艰辛。

《待济亭记》

我们先全文抄录邵伯温的《待济亭记》:

芮,岩邑也。阻大河,限中条,民鄙而俗陋,冠盖车马素所罕至。或间见之,则惶骇逃匿,以为甚异。为吏者往往擅有一壑,安于鄙陋,而无复有意于兴作也。自县城东出三十里,下重冈,绝洪渡,以达于桃林,驿路属焉。平日部使者府官之按行,率由此途。当夏狂澜怒涨,祁寒坚冰凝结,与夫震风凌雨之际,舟不得渡。至于暴露原野,徬徨草莽,茫然四顾,无所休止。吏之不职,孰大于是?

予顷摄事兹邑,窃尝经营之,不竟而去。今再承乏,亦已期年。谫才绵力,无补事功。然邑之阙政,不敢不勉。遂伐道侧无用之木,僦农隙余暇之工,构亭河壖。厨厩什伯之器,亦略具备。门之两旁,又起挟屋,可容居人,且以为之藩篱。莫夜菽粟水火,皆得而求也。因榜之曰“待济”。

予每读《易之需》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不穷矣!”未尝不三复斯言,有以见圣人之深意也。以乾之刚健,涉坎之险难,宜不为难,犹有需焉。则君子出处言动,可不慎哉?亦必有所待而后能有所济也。苟违斯道,不知度量拟议,乃干时昧理,直情径行,则波涛起于平地,祸衅生于不测。岂真有沉沦溺丧之患,适足以败天下之事,贻无穷之忧。顾虽万死,亦将奚益?

予少也贱,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其立言制行,畏缩不振,类皆如此。回视畴昔,率意妄作,招辜取辱,不寒而慄。今以是名名是亭也,姑以自警而已。凡百君子,无我诮焉!

政和元年正月望日,河南邵伯温记。

邵伯温是河南人,对咱们山西的芮城县还是有些成见,认为“民鄙而俗陋”。或者,到了北宋末年,芮城这地方的经济文化已经有了不少的衰退,给人留下这么一个不好的印象。老百姓平时很少见到外地的“冠盖车马”,偶然见一下,都会吓得乱跑。而历任县官,都无所事事,“安于鄙陋”。

下级官员从芮城去陕州汇报工作,或者上级官员从陕州来芮城视察工作,走的就是浢津渡。夏天涨水,冬天结冰,还有平日的刮风下雨,浢津渡的船只都不通行。如果事先能有准备,旅客可以停留在陌南镇一带;如果暴风雨来得突然,旅客们只能在渡口一带“暴露原野,徬徨草莽,茫然四顾,无所休止”。

邵伯温第一次来芮城任职时,就想在浢津渡盖个亭子,为旅客提供方便,但事情没办成就离任了。第二次来芮城任职一年后,邵伯温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用他的说法是,砍伐了路边一些无用的树木做材料,雇佣了一批农闲无事的百姓,很快就在渡口附近的黄河岸边建起一座亭子来。说是亭子,其实是一组房屋设施,有避风雨的亭子,有做饭的厨房和厨具,有喂牲口的马厩,还有晚上住人的屋子。四周没有筑墙,但用树枝柴草围起一圈篱笆,防备野兽侵扰。另外,邵伯温还准备了粮食、饲料、饮用水、柴草等,方便旅客取用。邵伯温给这座亭子取名为“待济”,意思就是等候过河。

“待而后济”的道理和感慨

邵伯温建好了“待济亭”,方便了过往官吏和商贾,这事情本来也就算完了。但亭子盖好了,总要写篇文章,刻块石碑,给后人留个纪念。邵伯温既是本县长官,又是文化名人,这碑文自然要自己动笔。他写完了芮城县的概况,又写黄河渡口的实况,然后写“待济亭”的缘由、形制、功能,最后免不了还要再发一段议论。邵伯温这段议论可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心怀沉痛,有感而发的。

当时已经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北宋王朝的统治已经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宋神宗时期,为了富国强兵,曾经任用王安石等人进行变法,由此引发了北宋后期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巨大党争。早期的争执,主要还是思想不同、观点不同、改革的方案不同,到后来,纯粹成了人与人的残酷斗争。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动机是变法图强,想让国家强大起来,富裕起来,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富国”的理想演变成了横征暴敛,为皇帝和权臣聚敛财富;“强兵”成了穷兵黩武,到处挑衅开战。在国家内部,老百姓水深火热,变乱四起;在国家外部,北宋又要联金伐辽,最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

邵伯温担任芮城知县的这个时期,正是北宋王朝走向灭亡的前夜。作为一名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也作为“保守派”的成员之一,邵伯温对当时的朝政是感慨万千的。所以,他借着这个“待济亭”,由“待济”引发出一段意义含蓄的大议论。

他经常研读《易经》,《需卦》的“彖辞”是这样说的:“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不穷矣!”需卦上坎下乾,乾为刚健,坎为危险。卦名为需,意思是“等待”。一个性情刚健的君子,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办?不就是“等待”吗?如果能明白“等待”的道理,那就会“不困不穷”,避免危险。所以说,君子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小心,都要学会等待时机。如果能够善于“等待”,那一定能够办成大事,完成大业,能够“济”。

这和过河的道理是一样的,明明已经有惊涛骇浪,明明已经有暴雨雷电,明明已经有严寒冰冻,你还要由着性子,坚持过河,那怎么能不出危险呢?

接着,邵伯温把话放开了,说这样“直情径行”的人,“适足以败天下之事,贻无穷之忧。”也就是会坏了天下的事,留下无穷的忧患。他在说谁呢?不就是说当年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吗?他还说:“顾虽万死,亦将奚益?”意思是王安石败坏了天下之后,即使死一万次,又有什么用呢?

后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的态度,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改革家,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大奸雄。我们不可否认,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其新法对国家对百姓也有不少的益处。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新法只有一时之益,有些新法利于国而不利民,有些新法被坏人利用成了误国害民的工具。经过几十年的新旧党争,到了宋徽宗时期,旧党完全失败,新党完全得势,新法的好处已经完全没有,而害处已经足以亡国。

在这个时候,邵伯温在碑文中发出一些委婉含蓄而又万分沉痛的谴责,应该说是合理的。永乐县“姚孝子庄”的居民,是著名的孝义家族和守法良民,几百年聚居生活,其乐融融。而到了北宋末年,却被当时的“均籴”法祸害得无法生存。若不是邵伯温动用特权,施以援手,这个大家族就要先于北宋而灭亡了。我们再读《水浒传》,了解一下北宋末年的“花石纲”,了解一下方腊宋江起义,就能明白邵伯温心中的沉痛。

最后,邵伯温把话说回来,说写这篇碑文只是想检讨自己的缺点,并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希望别人不要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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