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从来直似斜

“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这是摘自汪曾祺先生散文《自报家门》中的一段话。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学界有个习惯，凡是名人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总是会写点儿东西来纪念他们。

汪曾祺墓地，我早就想写，因苦于想不出一个好题目，便一直拖了下来。

我与汪曾祺的感情有个过程。上学读书时，中小学语文课本里不记得有他的文章，没听过他的名字。参加工作后，虽说一直耍笔杆子，但多是写新闻报道、经验材料、领导讲话、工作总结，自然与他的文字不搭界，也谈不上知道他。退休前，我想补一下课，补一下过去在文学方面欠的账，于是，一下子买回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梁实秋散文》《孙犁散文》《朱自清散文》等等，其中也有《汪曾祺散文》。10多本200多万字的散文，我每篇都读，没落下一篇，有的还反复读过。后来，我又买了《汪曾祺精选集》。

慢慢的，我由不知到认识再到喜欢。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县人，出生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他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深得朱自清、沈从文等语文老师的真传。作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的他，在海内外出版专著30余部，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

他的书一直放在我的床边枕前，仿佛他一直在我身边，我沉浸在他的文字里。随着岁月的沉淀，对他的理解像酒一样越来越绵长。

他的散文，以空灵、含蓄、淡远的风格跨越几个时代，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凡人小事，花鸟鱼虫，美食佳肴，从小的视觉揳入，把自己独特的对人对事的领悟与审美，以不事雕琢的妙笔，娓娓叙来。再琐碎的题材，经他妙笔一点，就能化为一篇美文。《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自不必说，他改编的京剧《沙家浜》可谓家喻户晓。人们不晓得汪曾祺，却都记住了他笔下的经典唱段：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特别是汪曾祺写的《随遇而安》《七里茶坊》《果园杂记》，我更是记忆深刻。这几篇写的都是张家口。我在那里服役二十多年。虽然他去张家口比我早，我俩没见过面，但人不亲土亲，他的文字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使我再一次感受了张家口，也享受了他的文字。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中写自己被定为“右派”。他说“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被打成右派后，“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张家口地区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县。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我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八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这就是汪曾祺。读者通过我摘录的这几段文字，一定领略到了他藏于质朴如泥文字中的幽默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即使被打成右派，身处逆境，仍然性情依旧，笔下风趣。那些整天生闷气，发牢骚，甚至骂娘的右派，与他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汪曾祺在《七里茶坊》一文里说，“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这地方在张家口东南七里”。“我就住在一家车马大店里”。“我头一回住这种车马大店。这种店一看就看出来的，街门都特别宽大，成天敞开着，为的好进出车马。进门是一个很宽大的空院子。院里停着几辆大车，车辕向上，斜立着，像几尊高射炮。靠院墙是一个长长的马槽，几匹马面墙拴在槽头吃料，不停地甩着尾巴……”

“我怎么住到这种大店里来的呢？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已经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掏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去”。“我带去了三个人，一个老刘，一个小王，还有一个老乔，连我四个”。

“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那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池底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第二天运走。隔三四天，所里车得空，就派一辆三套大车把积存的粪冰运回所里。”

“看车把式装车，真有个看头。那么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块，照样装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拿绊绳一煞，纹丝不动。走个百把十里，不兴掉下一块。这才真叫‘把式’！”

“我们住在骡马大店的东房——正房是掌柜的一家人自己住的……”

“天一亮，年轻的掌柜就推门进来，点火添水，为我们做饭——推莜面窝窝。我们带来一口袋莜面，顿顿饭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窝窝。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车会又给我们捎来的……”

“小王和老刘都是‘合同工’，是所里和公社订了合同，招来的。他们都是柴沟堡人。”

“天已经很黑了，房顶上的雪已经堆了四五寸厚了，摊开被窝，我们该睡了。正在这时，屋门开处，掌柜的领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都反穿着白茬老羊皮袄，齐膝的毡疙瘩……”

茶坊、车马大店、冬天掏厕所、推莜面窝窝、柴沟堡人、白茬老羊皮袄……这些场所，这些人物，这些吃喝穿戴我非常熟悉。茶坊我去过，柴沟堡我住过，莜面窝窝我吃过，这般装束的人我见过。因而《七里茶坊》我读过很多遍，每读一次，都被汪曾祺先生的这些字眼、这些段落深深地感染着，仿佛都是我在张家口时见到过的鲜活场景。人人眼里都有、个个笔下所无的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的笔下却成了文字，成了画卷，可谓匠心独具，笔下有神，满纸生香，给你恬淡闲适，让你净化升华。当代学者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

孙郁还说：“汪曾祺的散文是当代散文的一座高峰……他深谙文章之道，不是从鲁迅和周作人那里简单移植，而是追根溯源，从宋人笔记和晚明小品出发，再吸收一些周作人、废名（冯文炳）和沈从文的文学因子，从而筑建了漂亮有趣的散文格局……我们有时能够在汪曾祺的文字里，读到一种清爽、明快和温润之气，仿佛有一种幽思在脑际暗暗流动。他的散文衔接了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兼具浓烈的现代意识，自成一派，称得上一个奇迹。”孙先生这段话，使我懂得了“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句话的含义。

汪曾祺在张家口还写过一篇《葡萄月令》。作者用近似日记的形式，写一年12个月里葡萄生长情况，将葡萄在各个月份的生长细节及过程，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感到作者是一位很有经验栽种和管理葡萄的能手。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留在沙岭子劳动。

1961年底，汪曾祺被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79年后，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一直笔耕到世纪末的暮年。

汪曾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诗、文、字、画都能拿得出手，均有很深的造诣。

汪曾祺喜欢画花卉，也喜欢画国画。他说：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儿牢骚。他曾用干笔焦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代简，寄给一个老朋友：

新沏清茶饭后烟，

自搔短发负晴暄。

枝头残菊开还好，

留得秋光过小年。

他为宗璞画牡丹，只占纸的一角，题曰：

人间存一角，

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

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这首诗念给父亲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说：“诗中有人。”

有一年洛阳春寒，牡丹至期不开。著名作家张抗抗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汪曾祺给她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

看朱成碧且由他，

大道从来直似斜。

见说洛阳春索寞，

牡丹拒绝著繁花。

汪曾祺不仅会画画，还会写诗，他的字更是一绝。他说，他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他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尺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地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他都是写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他曾在云南大理现编现写了一副对子：

苍山负雪；

洱海流云。

字大径尺。字少，只能体兼隶篆。那天喝了一点儿酒，字写得飞扬霸悍，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他为福建武夷山一家招待所也现编现写了一副对子：

四围山色临窗秀；

一夜溪声入梦清。

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

以上是汪曾祺先生散文《自得其乐》的片断，不长，但可以使我们看到，诗，画，字，文，全部集中在他身上，自然而然。

究其原因，恐怕不仅在于文才各异，更在于此人从骨子里、毛孔中，都散发出一位老派散逸文人的气息——所谓“文如其人”，绝非一句空话。

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汪曾祺逝世于北京，骨灰安葬在福田公墓。

汪曾祺的墓地位置在“沟北二组来字区”，坐北朝南。当看到他的墓碑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汪先生，我来看你了。”

汪曾祺的墓地，我去过几次。他的墓碑庄重、简素、大气，整个碑是一块乳白色的汉白玉石料，大约两米高、一米宽、半米厚。在碑的正面中间，有一块被凿进去约六七十厘米宽、一百二三十厘米长、两三厘米深的地方，平平展展。这块地方的右侧从右至左并排竖刻汪先生和夫人的生卒年月：“公元一九二○年三月五日——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公元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中间自右至左也并排竖刻“高邮汪曾祺”“长乐施松卿”。他们夫妇二人的名字和名字下面的“之墓”二字系楷书，江苏“高邮”福建“长乐”两个县名为隶体。左下角竖刻着两行小字“大康敬书”“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立”。碑上所有的字都涂着黑漆，只是汪先生和夫人的名字比其他字略大一些。

碑的阳面四周和阴面，以及侧面，非常粗糙，多是饭碗大的坑凹，一个挨一个。墓碑下面是各十厘米厚、一米多长、一米多宽的两层四块乳白色汉白玉碑座，也可以称为墓盖。汪先生夫妻的合葬墓穴就在下面。

这就是一个人的归宿，就这么几块石头，几个汉字。它告诉我们，那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就在里面了。

汪曾祺先生的物质生命不存在了，但他的精神生命仍在散发着活力。人生朝露，文章千古。他去世了，但他的作品却不断地被人们阅读着，仿佛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