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种生命形态进入写作——张雅茜写作的启示意义

■傅书华

张雅茜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人生也有着相当的感受能力，对写作则抱着类乎宗教般的虔诚态度。写作多年，她曾在《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多部，现已出版长中短篇小说、文化散文约三百余万字，作品被《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选载，也曾获过“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要而言之，是一位有着相当成绩相当影响力的女性作家。我觉得，这给了我言说张雅茜创作的可能。

张雅茜在给她开的写作研讨会上说：“最值得欣慰的是，一路走来，如今我的作品已经逐渐成熟，脱离了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迈出艰难而可喜的一步。”张雅茜最初写作的成功，是基于她“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的生命冲动，其后那些成功的作品，也是从“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其实，你只要细细寻找一下，古今中外那些大作家的成功创作，莫不如此。那些成功的大作品，其中总是潜藏着作者“最初的情感宣泄和倾诉”“原型”的影子，虽然这“影子”有时会以变形的形式出现。你如果站在社会历史是文学本位的价值立场上，那么，女性写自身生命形态写自身命运的作品，就总是与作品的社会历史分量不够厚重博大相联系的，但你如果是站在人是文学本位的价值立场上，那么，女性作家那些通过写女性生命形态女性命运以站在神性彼岸世界并对现实此岸世界作出更为决绝的价值批判的作品，就是那些再现、摹仿再广阔的现实的作品也无法比肩的，是那些以揭示社会本质历史规律为己任而偏偏忽视了人的存在的作品所无法比肩的。

张雅茜那些成功的创作，是以何种生命形态进入创作的，又会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文化形态上的巨大落差。读张雅茜的散文，你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形态上的巨大落差给她带来的深深的生命刻痕与烙印。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她十二岁之前在西安及西北小城与她后来回到故乡晋南乡下的文化落差，没有这样一个落差，她对故乡是不会有别一番的审视眼光与感受的。正是这别一番的审视眼光与感受，使她笔下的乡村故乡有了不同于就乡村故乡写乡村故乡之类作品的别一番风光与深刻。传统的乡土老中国在全面崩溃之后，城市的现代元素与乡土传统的冲突、纠缠、融合，构成了中国步入现代跑道的种种形态，这也是张雅茜对乡村故乡的别一番感受与审视的意义之所在。张雅茜在自己的散文中，虽然多次写到她十二岁回到乡土故乡之后，那巨大的落差给她带来的感受，但又多次说道，自己的创作主要来自回到乡土故乡之后的生活。她似乎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正是十二岁以前城市生活的经历，给了她其后的乡村生活以不一样的感受及这感受的意义所在。而十二岁，又是人生中情感经历感知外部世界经历的一个敏感阶段。就以大家熟悉的鲁迅来说吧，他就是在十三岁时，由于经历了家庭的巨大变故，从而形成了他对世道黑暗人心黑暗的特殊的敏感，也决定了他日后对人世的价值姿态的基点。

落差的第二个方面，是张雅茜的家庭，在乡间应该属于乡绅阶层，这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精英阶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使张雅茜对乡村故乡生活有着另一种别一番的感受。在中国革命的某个阶段中，我们以经济地位来划分人群的阶层归属，并以此完成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的历史进步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乡村经济富有者所承载的精神文明形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乡村经济贫困者所承载的精神愚昧形态，这是另外一种历史进步与文明付出的二律背反现象。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面临新的时代性的社会转型期时，浸淫于张雅茜身上的城市现代元素与传统乡村中的精英所体现的文明形态，就有了在历史螺旋形上升中所具有的今天的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这样的两种落差，导致了第三种落差的形成，那就是张雅茜个人生活与她所处环境之间巨大的落差。在张雅茜的笔下，我们可以时时看到她在乡村故乡的惨痛经历，在批斗父母的批斗会上的屈辱，在学校所受到的歧视，在婚恋中所经历的折磨等等。这是上述两种具有时代意味的文化落差在人物命运上的具体体现，更是身处历史与社会长河中的个体命运的浮沉，她有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人生况味于其中。类似于这样的生命创伤，会很自然而又必然地寻求到超越现实的精神实现的文学创作中来作为自身的疗救与精神性代偿的。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是如此，郁达夫弃经济学从文是如此，甚至瞿秋白虽然曾经在人生的现实性实现中，在政治上做到了最高领袖，但终其一生，骨子里也依然是文学本色。张雅茜之所以会对八年道观生活情有独钟，之所以会在经济物质上已经开始实际改变了自己生活状况后，依然最终会转向文学写作，也是如此。

在中国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或者说，在每一个新旧时代的转型期，都会形成这样巨大的文化落差，而体现如此文化落差的人物命运，往往因此而具有更富于价值性的人生、时代、社会的意蕴，也给文学巨著的产生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那最具典型性的五四时代鲁迅式的“破落户子弟”的文化群体就是如此。在这个巨大文化落差的行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下层乡村走向上层阶层的沈从文，从上海走向延安的丁玲，从繁华走向悲凉的张爱玲等等。张雅茜也是这行列中的一员，虽然是小小一员。

其次，对爱情、写作的神性追求，是张雅茜生命的“道观”，也是张雅茜生命的根本所在。在张雅茜笔下的字里行间，你总是能时时地感受到她对爱情的极度渴望与不懈追求。这种渴望与追求，来自于她十二岁之前家庭的不断迁移与十二岁之后长期的精神、情感上的被歧视及前述巨大的文化落差所形成的漂泊无根渴望皈依，于是，这时的爱情，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而是以此为载体，具备了精神、情感的终极性的意义。从形而上的层面讲，爱情本身就是属于“信”的范畴，有着神性彼岸的意味，因而才成为现实此岸世界的永恒性永久性的追求，马克思也才将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界定为男人与女人的爱情关系。只是在张雅茜那里，它更多地与基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漂泊感而形成的对精神、情感终极性追求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了一体。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终极性的追求，使张雅茜在审视及描写现实此岸世界时，有了一种超越的眼光。因之，每当张雅茜写到爱情时，或者以这种超越的眼光描写现实时，她的笔下，就格外动人。

与对此种爱情的极度渴望与不懈追求相一致的，是张雅茜对文学写作的宗教般的虔诚。如同爱情属于“信”的范畴，文学写作是对作为实体的现实世界的虚幻的精神性超越，有着某种神性诉说的味道。如此，张雅茜才会气喘吁吁一刻不停不敢歇脚而又总是感到力不从心地奔跑在文学写作的路上。爱情的精神、情感的终极性、文学写作的神性诉说、女性生命形态的彼岸性，三位一体，无怪乎西方女性主义总是要反复强调张扬写作是女性存在的方式，是女性实现自身的方式，张雅茜本能地执着于此，充分体现了自己写作时的生命冲动，体现了她向往着伦理写作、职业写作的辉煌。

再次，与这种神性追求相一致的，是张雅茜笔下流淌着的大爱情怀。虽然乡村故乡及乡村故乡的人给了张雅茜以诸多烙心烙骨的羞辱与伤害，不能毕业的学校、批斗父母的村支书等等，但张雅茜却能以悲悯之情大爱之心面对之回望之。虽然张雅茜将之归之于故土乡情的博大，但我却更愿意将之归之于神性彼岸的大爱情怀而不是现实此岸的故土乡情。注重生存的现实性传统，长期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使我们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时，使原本应该被否定被批判的“其人之道”的“道”及“眼”“牙”获得了价值的合法性认可，也使我们在批判、否定对方时，却又在“复制”着对方。用“爱”来面对伤害与斗争，是不符合现实功利性的生存法则的，也不合于沧海桑田的历史法则，但它却是对现实法则与历史法则的神性的精神性超越，也与女性的母爱情怀的根本性指向相一致。正是这样的大爱情怀，使张雅茜的笔下能够“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使她笔下的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山岭河流花草树木都变得生动可爱。

  （作者系文学博士，太原师院二级教授、硕导，山西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