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捐班

清代列帝推行捐班，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旨在缓解天灾人祸导致的突发性财政窘况，并非为了寻觅和招揽人才。捐输者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而且，捐班官员是否授予实缺，唯看其对朝廷“捐纳财物”多寡而定，“捐纳财物”愈多者，“将本求利”愈烈，岂能为政清廉？恰如龚自珍所断言：借口财政困难而“开捐例，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西域置行省议》）

清代的捐班，大体分为两种：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这些捐班都是明码标价的，前者价昂，后者价廉。悟迟老人所著《漏雨喁鱼集》记载了当年“勒捐”的咄咄怪事：省府州县长官不断出告示，威胁、利诱，同时放纵“军需局董，沿乡劝捐”，“沿门勒写，进门时如化缘和尚，不遵捐数如弄蛇恶丐”。

吊诡的是，清代个别为政清廉者也会默认甚或支持捐班。据《清史列传·陆陇其本传》记载：被康熙誉为“清官第一”的江南总督于成龙任河督时，发现河工积弊甚多，治河经费拮据，于是他在“暂行事例”找出路，并制定了一套捐官奖励办法。属下陆陇其也是个清官，他力反之：捐班已使“正途为之壅滞”，“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于成龙大怒，以“迟误军需”立即“议他死罪”，后康熙以“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而宽恕之。封建时代，有些错误的政策一旦制定，清廉者也只能实施——自上而下皆然，别无他途。（《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