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之“幸”

清代姚莹的“十幸斋”，知名度显然不如陶公等人，但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显其特别的价值。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因而以“幸翁”自名。他说：“生平幸得于天者十事，以名其室而为之辞焉。人生有托，使在荒裔绝域或僻陋之乡，则蠢然没世已耳。”

这十幸分别是何事？一幸“生在桐城文物之邦”。二幸姚家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三幸自己一试得举，一试成进士。四幸方少出仕，周历世事，见识大涨。五幸有林则徐、陶澍、刘鸿翱三公举荐，天子用之。六幸天子念其劳，为之昭雪。七幸一再出关，西至喀木（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带），殊方情事，了然可征。八幸全身而退。九幸贫士以禄为养，不使途穷。十幸有妻偕老，和敬无违，有子虽少，诗礼自好。大有繁华阅尽、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云淡风轻之意，其实，怡然平和的文字里，蕴涵的是洞彻世事的大智慧，天地世间，“予我者厚哉”。

这位常能感受到人生之幸的姚莹，是鼎鼎大名的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侄孙。姚莹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得到“闽吏第一”的美誉。

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擢升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和总兵达洪阿一起，组织和率领台湾军民五战五捷，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道光帝闻讯大喜，欣然在奏折上批道：“稍纾积忿”“嘉悦之怀，笔难罄述！”谁能想到，战事结束后，权臣耆英却诬告姚莹“冒功欺罔”，姚莹竟被贬“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敌视他的官员仍未收手，姚莹甫至四川，即令其“使乍雅（今西藏察雅）”“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使其受尽折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姚莹以暮年辞官回乡，修葺祖宅，并名之曰“十幸斋”。文武兼备、功勋卓著却一路坎坷、饱受委屈的姚莹竟说自己不只是幸运，而且大幸，且幸有十焉，不免令人疑惑。其实，倘若切己体察一下，即可廓清一二，无论是万民拥戴，还是身陷囹圄，都被他当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大幸。雷霆也罢，雨露也罢，皆是历练，皆是生活给予的恩赐与厚爱，他时刻不敢忘记这份恩德。（《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