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不设防 悲夫蔡邕

公元189年，凉州枭雄董卓入乱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祸害百姓，被司徒王允设计斩杀。董卓死后暴尸街头，“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仅此镜头，足见不杀董卓，众怒难平。

然而，正当满朝文武、天下百姓为诛奸雄拍手称快时，却有一人“只因（董卓）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他就是文艺双馨、清誉九州的大学者蔡邕。

只因了这一哭，蔡邕惹祸上身，被王允下狱缢死，没能走过他的花甲之年。

蔡邕，字伯喈，祖籍陈留郡圉县（今河南开封圉镇）。他自小谦恭好学，遍阅典籍，还是个遐迩闻名的大孝子。其母因病卧床，三年不起，他一直守护在床前，足不出户，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在母亲的坟墓旁筑了间小屋，与慈母阴阳厮守，朝夕相伴。

走出母逝的悲伤后，他师从太傅胡广，学业大长，不仅精通经史，对书法、音律、辞赋等也颇有造诣。

公元183年，汉灵帝颁旨，命蔡邕等人修订儒学《六经》。蔡邕博览群书，觉得有些典籍或因时间久远，流于讹传；或因作者臆断，以偏概全。为了不贻误他人，他把精心考证后的经文，写在四十六块石碑上，雕刻成《熹平石经》，竖立在太学门外，成为学子们学经的范本。相传《熹平石经》问世后，每天前来拜读及摹写的，就有一千多人，因车辆过多，街道为之阻塞。

书法，是中华文人的靓丽名片。蔡邕擅长篆、隶，尤以隶书闻名，时人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之誉。他独创的草篆“飞白书”，堪称书法一绝。当初，他看见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鸿都门（东汉时皇家图书馆）的墙上刷写大字，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遂产生灵感，发明了自成一体的“飞白书”。该书体飘逸俊秀，灵动多变，对后世影响甚大。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对其赞誉有加：“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除了字写得好，蔡邕的书法理论亦独树一帜，其《笔赋》《笔论》《九势》，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导向作用。

蔡邕亦对音律情有独钟，尤喜抚琴。他亲手制作的“焦尾琴”，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公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

此外，蔡邕还会制笛，他用柯亭之竹做成的“柯笛”，音色优美，堪称珍品。《晋书·桓伊传》：“（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桓帝在位时，宦官得势。听说蔡邕琴艺出众，便怂恿桓帝降旨，命蔡邕进京献艺。蔡邕无奈，只好从命。当他走到偃师时，担心宦官加害，便以生病为由，折转回了故乡。

灵帝登基后，启用贤良，让蔡邕做了郎中。此间，他写下了《宗庙叠毁议》《荐太尉董卓表》《述行赋》等文章，还参与续写了《东观汉记》。他在文章中，赞扬了东汉建立之初，先皇励精图治的清明政治，抨击了当下社会现实：“自此以后，朝政日益腐败，朝廷大权皆被佞臣所夺。”他的这些违时悖世之论，显然不受欢迎，朝廷将他续写的东汉国史定为“谤书”，下令禁毁。

之前，因屡有怪异现象发生，灵帝曾特诏蔡邕询问。为了保密，还让他把奏折用皂囊封好呈上。蔡邕在奏折中把灾异归咎于权宦乱政，并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灵帝看了叹息不已，起身如厕。不料奏章被宦官曹节偷看后，暗中向有关人透露了消息，那些人都对蔡邕心怀怨恨。

蔡邕本与司徒刘郃不和，他的叔父蔡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关系紧张。阳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于是程璜便让人写匿名信诬告蔡邕、蔡质，叔侄二人终被下狱问罪，流放到朔方郡。

阳球仍不解恨，又派刺客追踪刺杀蔡邕。刺客为蔡邕的正义之举所感动，中途放弃，悄然离去。

次年大赦，朝廷赦免了蔡邕，并准许他返回开封。五原太守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平日十分骄横。为了博取雅誉，他设宴为蔡邕送行。酒过数巡，蔡邕已不胜酒力，王智仍要劝酒，被蔡邕拒绝。王智顿感扫兴，破口大骂：“囚徒也敢轻侮我！”蔡邕变色，拂袖而去。

王智犹不依不饶，串通其兄王甫，密告蔡邕，怨天尤人，诽谤朝廷。蔡邕为避祸端，远走他乡，在吴地隐居了十二年。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董卓任司空。为了装点门面，董卓征召蔡邕进京，遭到拒绝。董卓愤然骂道：“我握有灭人三族的权力，就算他蔡邕再高傲，杀他也不过转足之间的事而已。”

及至见到蔡邕，董卓被他的文华才干所折服，举他为高第（品学兼优者），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三月之内，遍历三台。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蔡被拜为中郎将，随汉献帝迁都长安，受封高阳乡侯。

此时的董卓气焰熏天，威权更重，其宾客、僚属想让献帝尊董卓为尚父。董卓征询蔡邕的意见，蔡邕说：“（姜）太公辅周灭商，立下了不世之功。现在，您的威德虽盛，但还无法与太公相比。这事还是等关东平定，陛下返还旧京后再说吧。”

董卓非常欣赏蔡邕的琴艺，每逢宴会，往往让他抚琴助兴。时间长了，蔡邕看出董卓刚愎自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很少被采纳，心里很郁闷。他对堂弟蔡谷说：“董公性格刚烈容易作恶，终究不能成事。我想东奔兖州，只怕路途遥远，不易到达。”蔡谷劝他说：“你的容貌与常人不同，走在路上很容易被人认出，就是到了兖州，想躲起来也难啊！”蔡邕这才打消了远走高飞的主意。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被诛，蔡邕因哭旧主获罪下狱，许多人都想救他，没有成功。太尉马日（mì）石单（dī）对王允说：“蔡伯喈是旷世奇才，熟知汉史，让他完善典籍，善莫大也；何况他素有忠孝清誉，获罪也没有缘由，杀了他岂不丧失民心！”可偏执的王允却说：“往昔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他写下毁谤之书流传后世。方今时局动荡，国势颓委，不可让佞臣在幼主前舞文弄墨，使吾等蒙其讪议也。”

马日石单离去后对人说：“王允大概不能长久于世。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撰史立传，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与典籍，这个人难道还能长久吗？”王允听说了这话，非常后悔，急忙派人去阻止行刑，可为时已晚，蔡邕已被缢死在狱中。

噩耗传出，群臣士子莫不恸哭。经学大师郑玄扼腕叹息：“汉朝的事，还有谁来考定啊！”兖州、陈留郡一带的民众，纷纷挂起蔡邕的画像纪念他。

蔡邕生前著述甚多，内容广泛，其散文、诗歌、碑铭、谏文、章表、奏疏、箴言、笔记，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只可惜遭遇人际坎坷、战乱纷扰。大多亡佚。后经其女蔡琰（字文姬）极力整理抢救，才有部分文稿流传于世。现在仍可看到的，主要有明人张溥所辑的《蔡中郎集》二卷，丁绍仪的《全汉诗·卷七》存其诗多首，严可均的《全后汉文》收录了他的词赋、奏疏等多篇。

这些颇受世人追捧的美文华章，连同《熹平石经》、草篆“飞白”，还有那宛若天籁般的“柯笛”、“焦尾琴”声，构成了蔡邕这座东汉文化巨人的雕塑。

然而在蔡邕身后，却响起了不同的声音。莘莘学子、迁客骚人对他的文华才艺赞不绝口，由衷佩服；而政坛名宿、官场人物，却对他为董卓之哭，颇有訾议；当然也不乏文史大家的客观剖析，持公而论。

三国史专家、宋代河东闻喜县人裴松之，在评论蔡邕依附董卓时说：“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息。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

经学博士、明代人李贽，则别有见地。他说：“今人俱以蔡邕哭董卓为非，是论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录，何也？士各为知己者死。设有人受恩桀纣，在他人固为桀纣，在此人则尧舜也，何可概论也？董卓诚为邕之知己，哭而报之，杀而残之，不为过也，犹胜今之势盛则借其润，势衰则掉臂去之，甚至为操戈，为下石，无所不至者。毕竟蔡为君子，而此辈真小人也。”

顾景星却认为，当初并非是蔡邕主动投靠，而是董卓的蓄意拉拢：“卓盖惜邕致天下豪杰，不加望外之荣，无以市德。故举之髡钳之余，爵之卿贰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户、禄五十万？夫无故之利，圣人恶之。邕初议卓不可受尚父之称，而自出显位，何也？”他自问自答，说原因就在“邕，卓之囮也。”囮，古称“鸟媒”，就是猎人用经过训练的鸟，引诱鸟群，伺机大量捕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蔡邕在自己人生的低谷，遇到了心怀叵测、却于他有知遇之恩的董卓，对其心怀感激，也是人之常情。尽管他无功受禄，三日三迁，拜爵封侯，但他并未失却本真，为虎作伥，“与卓为党”。这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如李贽所言，“毕竟蔡为君子”。

但君子毕竟不是圣人，难免有考虑不周，做错事的时候。蔡邕的无邪无知，就在于不该心不设防，当董卓已被诛后，还在王允之侧，为董卓缓颊。也许他只是一时冲动，并非真的要为董卓鸣冤叫屈，但却在无意间为自己招致了囹圄之累，杀身之祸。

蔡邕的悲剧还在于，他被董卓所利用，成了“卓之囮”，尚不自知，还要去为董卓一哭，使自己的一世清名，蒙上了洗不净的污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