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与梅花：百年国花之争

民国之后，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兴起，人们逐渐建立起对国旗、国徽、国歌等政治文明礼仪的认知。然而，被清廷封为国花的牡丹，却没能在新时代中延续这一尊贵地位。

20年代，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不无揶揄地比附道：“假使或依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眼中，“国花牡丹”这一名头和旧学说、旧纲常等传统“国粹”同为帝制时代君国理念的产物，不以为意。那么，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人们是怎么看待“国花”的呢？

1915年版《辞源》中收录的“国花”词条阐释为：“一国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国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樱，皆是。”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在民初的观念里，国花须得是一国特产、并能代表其国家气质与民族性格，而并不一定是官方选择或政治意志的体现。譬如，日本皇室以菊为象征，皇室的菊纹徽亦常被用作国徽，则日本国花应是菊花，但在民众心理上，樱花才是国民性格与审美取向的体现，实际承担了国花的意义。

正如日本的菊樱之争，上世纪初的中华民族也在新旧理念的冲突中面临着国花选择之惑。

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南北后，曾创议梅花为国花，未付表决，但此后民国官方习惯上把梅花视作国花，尤常出现在与战争流血相关联的情境中，比如，当时军队将领的肩章帽徽上以梅花为饰。

与牡丹一样，梅花也是自古以来饱经美誉的中华名葩。有意思的是，与古人咏梅时多赞其暗香浮动、孤傲高洁的隐士精神不同，在民国时期，梅花最被强调的是不畏严寒、风骨磊落的烈士精神。正因如此，使得梅花这一历来受文化精英族群偏爱的“名士之花”具有了更强的国民性。抗战期间，国运艰难，凌霜傲雪的梅花成为中华儿女正气凛然、坚毅不屈的心魂象征，寄托着人们苦尽甘来、胜利报春的意愿。在严酷的历史考验中，梅花比其他花朵更能焕发出凝聚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虽无“国花”之名，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国花”之实。

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环境几经变革，国花却始终未有定论。一方面，自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梅花品质已成为国魂的化身，更受到领导人的特别喜爱；另一方面，作为千载以来人们心中富贵平安的不二象征，牡丹的民间地位无人可撼，俨然是国花的最佳之选。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牡丹与梅花的地位依然争论不休，80年代、90年代，官方都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国花评选，在不同的场合和维度中，两种花各有胜负。后来虽也有“一国两花”“一国四花”等调和性方案，但牡丹与梅花两派间的分歧却越来越难以统一，国花之位空缺至今。

牡丹与梅花之争，其实是两种精神气魄之间的较量。牡丹象征着对繁荣富强的追求，梅花象征着在历史考验中的坚守，两种花都曾伴随中华民族走过风风雨雨，以芳姿美质鼓励和抚慰国人的心灵。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国花”意义的认知和选择也各有侧重，这背后反映的是大多数人以何种心态来面对和评价当前的家国命运，而不仅仅是审美喜好的差异。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