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脚印

■赵战生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虽然一生经历了百般艰难困苦，生活磨难，却性格刚强，意志坚定，从不肯向命运低头。她识字不多，自己的名字，还是早年在扫盲识字班认识的。她生长在农村，常年与土地打交道，弄不懂什么大道理，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愿，走自己的路。

母亲兄弟姐妹九人，她是家中的长女，亦是弟妹们的大姐。在那封建风俗盛行的年代里，为了自食其力，自强于人，她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家人的阻止，毅然撕掉了层层缠脚布，变成了行走自如的“半解放脚”。这在当时愚昧落后的农村，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叛逆之举，因此招惹了种种非议。可她为了日后的生活，坚定地认为自己并无犯错。

革命胜利，新中国诞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入党的父亲，担任了乡信用社的信贷员，整日奔波在沿山一带的山庄窝铺间，放贷收贷忙得十天半月回不了一次家，生活、生产的重担，全都落在了母亲肩上。除了操持家务，她还起早贪黑，下地干活，犁耧耙磨样样都提得起放得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架构下，活成了令乡邻刮目相看的“铁娘子”。

在新中国刚诞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百废待举，物资匮乏。山西虽是产煤大省，而地处晋南最南端的芮城农村，却连烧火做饭都缺乏燃料。村里的男人们不得早早起床，摸黑上山砍柴，以救灶火难以为继之急。我们村离北边的中条山十多里，山路崎岖，砍柴容易运柴难，全靠腰背肩挑。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母亲时常出现在男人们的砍柴队列中，背柴下山。

母亲心灵手巧，会剪窗花，村里青年结婚，她都会以成套的窗花相赠，得到的报酬，是一张红纸、一个大白馍。她把大白馍切成几小块，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和邻居家的孩子，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

我们家在学张村是外来的独门独户，势单力薄，并无根基，且入不敷出，常年困顿。因此常遭排外者的白眼与欺凌。父亲年轻时，曾替本村一富户的儿子当兵，其户主许诺给4石麦子作为报偿，并立有文约为证。父亲在匪患猖獗、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受尽磨难，九死一生，可那家富户却自食其言，多年不再提起酬粮之事。父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不愿因此分心，影响村里的土改工作。可母亲心中不平，坚持要个说法。她请人写了材料，一纸诉状将那家富户告上法庭。

县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那家富户赔偿我家四百元，了结了一桩陈年旧案。如果不是母亲的执意坚持，也许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62年至1965年，我在本村读初中。那时国家经济困难，教育事业举步维艰，我们学校属公办民助体制，收费较高。我勉强上到初三，家里已无力供养，父亲只好让我辍学。可母亲不依，硬是东挪西借，让我坚持到初中毕业，临离校时，还欠学校8元学杂费。母亲一再嘱咐我记住这笔欠账，等日后生活有了转机，一定要偿还。可惜后来原校物是人非，何况我又去曲沃上了高中，依然穷困交加，未能如愿还债。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没领到初中毕业证书。

母亲较早就有经济头脑，但并不懂什么市场经济，只是凭自己的直觉办事。为了改变生活的窘况，她把从牙缝里省下的白面，做成小面饼，让我提篮去县城叫卖。那时我还很小，只有十来岁，不易引起市场管理人员的察觉。母亲嘱咐我说：“万一遇到有人查问，你就说是来走亲戚的。如果实在躲不过去，你就把饼都吃了。”后来，她还弄来一袋葵花籽，夜里炒好后，白天摆地摊，到学校门口去卖。看到有些孩子无钱买零食，站在一旁直流口水，她就抓一把“施舍”，孩子们都管她叫“瓜子奶奶”。

那一年，二姨家突遭变故，丢下两个无依无靠、年纪尚幼的女儿。大女元元是我的大妹，早年过继到二姨家；小女发元，是二姨的亲生女。看到两个孩子实在可怜，母亲不顾家里有4个孩子的沉重负担，把一双孤女接回家中抚养，并竭尽所能，供她们在本村学校读书。

发元在我家生活了十多年，非常懂事听话，哥哥妹妹都宠着她，从不把她当外人。直到二姨冤案昭雪，提前释放，发元才随母返家。

母亲一生乐善好施，总把帮助别人渡难关，当作自己的本分。她的一房远亲，常年并无来往。后来，当他们因孩子多生活困难，要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幼童送人时，母亲却不顾自己年迈体衰，把那个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抚养。没有奶粉，她就以面糊替代；孩子病了，她就把平常舍不得吃的鸡蛋换成钱，四处延医问药，全力救治。

1996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二，母亲安然躺在床上无疾而终，与世长辞,走完了她74年的人生之路。她临终留下遗言：不要惊动亲友，大操大办，让她闭上双眼，入土为安。我们谨遵母训，一切从简。

如今，母亲坟茔上的几棵柏树已经长大，郁郁葱葱，绿意盎然。有了它们的守望陪伴，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亦可以心无所憾，安然长眠了。